被人诟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先生的智慧之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客气、和蔼、彬彬有礼，书里用一个词“谦己敬人”指代了。常“用敬”并不等于无是非，启功先生对粗野、蛮横、无礼的东西，冷不防一针扎将过去，直奔要害，常常令撒野者尴尬不已。一日，空军司令秘书替首长索字，言语轻佻霸道，夫子缓缓问道：如果我不写，你们首长不会派飞机来炸我吧？秘书乐翻：当然不会。那我就不写了。夫子笑而罢笔。

　　他有自己的拒绝法。七十七岁那年，应邀出席某政治表态会，他不能不去，去了又不能不说话，在众目睽睽之际，他站起来，徐徐发声：我没有别的本事，就给诸位敬个礼吧。话毕，迅疾将手抬至眉额，算行了礼。未戴帽子的这个敬礼，自始至终不露媚色，一脸冷峻，令场内心有灵犀者肃然起敬。

　　在内心里，他是安静的。从不向执政者提意见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老伴时常伤心哭泣，他心里也有委屈，但劝慰妻子的话却令人动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他欣然预备了一幅温情的挽联，称两人之间有“缘”。

　　委屈的时候，他自有对付的办法。在接到必须证明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为假的“旨意”后，先是应付，在权势者屡次逼迫后，他才撰文附和，但附和的逻辑是：你说是那样，按照你的要求，就是那样。把启功“我是非常拥护的！”这句话讥讽为“曲学阿世”是容易的，但重要的在于能设身处地体会他的态度。他不是战士，也不想做。翻译家杨宪益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这个“怕事”讲的就是不与人争的和善，给别人面子也保全自己的尊严。窃以为这是做人的美德——他不想把自己从人群中拎出来，变成某种标签供人膜拜或待价而沽。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