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革伞者，他对革命的清醒认识与狂热信仰，让他在革命中脱颖而出，却又最终被革命一次次抛弃。
潘恩出生于美洲独立革命与大陆革命之际，可谓正得其时。这个英国的激进分子，法国的革命战友，美国革命的指路人，纵横于三个国家，用自己的笔鼓吹革命、宣传革命、扞卫革命，成为各国革命领袖的挚友，为推进革命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正是潘恩被罗伯斯比尔抓捕，被华盛顿出卖，被英国人唾弃，受尽了革命的愚弄。
1776年1月，美国独立战争已经打响9个月，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片混乱。华盛顿每天带领大陆军紧张战斗，但他们只反对议会而不反对英王(有点类似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革命前途一片懵懂茫然，以至于出现了这样可笑的局面：当英王四处调兵遣将围剿大陆军时，华盛顿和他周围的军官们却在前线的晚餐中“为英王的健康干杯”。这种蒙昧怯懦的不智之举，直到1776年1月10日潘恩写出《常识》才结束。潘恩明确指出，英王是北美万恶之源，要为英国在北美的行为负最主要责任。他大声疾呼道：“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他不仅为战争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战后的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美国的思想之父。华盛顿也承认《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我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至少从《常识》发表之后，华盛顿及其战友再没有为英王的健康干过杯。
然而，潘恩太纯粹了。就像秦惠文王抛弃商鞅一样，美国人抛弃了潘恩。潘恩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却没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前途。他一路仰望天上的星星，却一不防备跌进路边的深并里。
潘恩更适合做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而不是—个圆滑老练的官吏。他的纯洁信仰与献身精神，容不得半点儿蝇营狗苟。1777午，潘恩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济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潘恩在报纸上揭露迪安渎职谋私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潘恩太天真了，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洞见革命形势的走向，却不能让他规避政客的机心。他根本不是迪安等人的对手，遭到一番羞辱之后，他只能被迫辞职。不仅如此，他还因此深陷谣言的包围之中。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交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的。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已恪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潘恩被美洲大陆会议排挤出来之后，生活陷入困窘，美国革命的胜利丝毫没能改变他的境遇。后来他给议会写信陈述情况，议会才在反复辩论后给了他3000美元的补助，使他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不久，法国爆发了革命。法国革命者也像1776年初的北美革命者一样，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一度陷入迷茫之中。潘恩再次大显身手，及时写出了重要着作《人权论》，站在比任何同时代人都高的制高点上，扫除了法国革命同志的疑虑，使法国革命走上了坚定的共和道路。《人权论》一如当年的《常识》，一经出版便风靡天下。在法国，它成了革命的号角。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刊物上全文转载《人权论》，并盛赞潘恩是“人类权利最雄辩的辩护者”。紧接着，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法国四个郡相继推举潘恩为国民代表。在法国，潘恩被认为是“人民之友”。拿破仑盛赞他为“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1797年秋天，潘恩出狱后，拿破仑专程来访并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拿破仑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
但在潘恩的祖国英国，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继而各处出现宫方煽动的反潘恩浪,蹯恩又一次被民主政治的谣言击倒。9月13日，潘恩在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连夜流亡法国。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潘恩晚20分钟通过海关，就可能被警方抓捕，最终落得托马斯·莫尔(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的作者，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而被处死)的下场，死在伦敦塔中。
初到法国时，潘恩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情拥戴。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一片欢呼声。当他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加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水般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起草新宪法的9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远为潘恩本人所始料不及。法国革命阵营各怀心机，党同伐异，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针锋相对。当时法国革命力量迅速分化成两派：一派是吉伦特派，由一些体面的理性的革命家组成，颇富教养，政治主张相对来讲更为温和稳健：一派是雅各宾派，是一些狂热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家，把革命当成以暴力手段改天换地的舞台，政治主张更加激进。最后，吉伦特派全军覆没，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独揽大权，革命彻底变成一场血腥运动。
潘恩是位人道主义者，在政治理想上较为激进，在政治斗争中却较为温和。他的感情与无休止的暴力格格不入。在是否处死国王的争论中，他站在吉伦特派一边，反对处死国王。但这个选择却让他第二次面临生命威胁，而且比从前那．次危机更加严峻——那次他侥幸脱身，这次却锒铛入狱。
雅各宾派的字典中没有“宽容”二字。罗伯斯比尔翻脸远比翻书来得更快。当他发现这个先前坚定的革命战友竟然是一个拖泥带水、首鼠两端的“保皇派”时，便毫不留情地挥出了革命的铁拳。1793年12月28日，潘恩被捕入狱。在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就意味着脑袋已经寄存在断头台边的篓子里了。
可笑的是，就在潘恩被雅各宾派打入死牢的时候，英国也在对潘恩进行缺席审判。在法国，潘恩被当做雅各宾派的冤家吉伦特派来处理；而在英国，潘恩又被当做一个雅各宾派遭到起诉。真可谓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
但处死潘恩还有一个法理上的麻烦，就是潘恩的国籍。潘恩这个世界公民、国际主义者，当时拥有三个国籍：英国是他的原籍，法国曾授予他荣誉国籍，而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国籍。如果确认他的英国籍，他可能被当成侨敌处死；如果确认他的法国籍，他可以被当成政敌处死；而只要能证明潘恩的美国籍，他就能死里逃生。
潘恩作为美国革命的思想之父，为美国革命献出了全部才智、全部热情，他要求美国人凭着一个正直人的起码良心站出来，以举手之劳救他一命。相比他为美国所做的贡献，这点回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当潘恩请他的美国朋友帮忙出示他美国国籍的证据时，不仅他当年的政敌幸灾乐祸，连他的朋友也见死不救。其中最让潘恩寒心的是，当年他跟随着一道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华盛顿，对他的要求竟然也视若无睹。那时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所以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恩真成了“法外之人”：美国曾授予他国籍，但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他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
潘恩就这样被革命抛弃了。虽然他对革命依然无怨无悔，甚至对雅各宾派也不以为意，但他终生没有原谅华盛顿。华盛顿死后厂有人要为他塑像，潘恩给负责塑像的艺术家写信，信中说：“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无须加工——他就是华盛顿。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在他心窝镌刻一忘恩负义。”
胸口被插了一刀的潘恩，就这样又被革命战友投入监狱。当三个国家同时抛弃潘恩的时候，潘恩没有怨天尤人地指责革命，而是重新埋头开始发动他一个人的革命——这是任何狂热的革命者都难以想象的。他把反思的目光转向了更深入的领域，着手写作《理性时代》一书。那是一本关于宗教问题的着作，里面的一些激进观点过于超前，以至于让潘恩的余生吃尽苦头。在这条孤独的革命之路上，他没有战友，没有同志，更没有鲜花和掌声，相反却引来无穷的挖苦和讥笑——当时的美国公使莫里斯在给国务卿杰斐逊的信中这样揶揄潘恩：“他在狱中以着书反对耶稣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过于引人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革命风潮中意外的奇缘厂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在莫里斯的继任者门罗的四处奔走营救下，潘恩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罗伯斯比尔也已经上了断头台。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杰弗逊是潘恩的好友，政治主张与他的也较为接近。潘恩觉得自己也许还可以在杰弗逊的帮助下有所作为，于是动了迁居美国的念头。次年9月，杰弗逊总统邀请他前往美国。
潘恩的第二场美国梦被打得粉碎，他又一次成了政治利益的牺牲晶。一个社会自发地群起反对他。以前都是政客在公民中造谣中伤潘恩，只有这一次，政客顺应了民意，将潘恩置于死地。
转眼之间，潘恩在美国便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成了过街老鼠。
人们恨不得立马把这位“瘟神”从美国土地上赶走。邻居们围攻他，他下榻的旅馆一入夜就遭到一片嘘声。他遭到各种骚扰，甚至连马车夫也拒绝载他，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来往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拼命想从他的私生活中抓到把柄，他们不相信这个鳏夫能耐住长夜寂寞，于是造谣说他和女房东有染。在他临死的前几年，某地方官取消了他的选举权，理由是他是个外国人。这其实就意味着他有生之年再次被剥夺了国籍。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孤独的潘恩为千夫所指。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作样本，来警告那些信徒，让：他们对教会俯首听命。孩子淘气的时候，家长也用潘恩来。吓唬小孩使之就范。通常像“撒旦和潘恩来了”这样的恫吓， 比一顿臭揍还要有效。1804年的圣诞夜，有人为了给被潘恩羞辱的耶稣出气，向潘恩开枪射击，枪口距离潘恩不足10英尺。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临死之前，潘恩的头发蓬乱，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这个曾经参与了当时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并走在革命最前列的伟大革命家，轰轰烈烈的一生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物在场。这个世界已经把他遗忘。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得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