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国经济就是靠和美国人的配合。美国人那边花钱，我们帮他们造东西。我们赚钱以后，建设基础设施，再搞点房地产，放大了需求。”（谢国忠语）这个“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模式，既是个跨国合作的双赢模式，也是个美国的消费引擎跨国驱动中国增长的“引擎外置”、动力来自体外的模式。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靠低技术高密集劳动出口创汇的企业大多不是国企，而是从事加工工业的外企、民企。为什么？因为加工业难以形成垄断，只有资源、能源才便于垄断。这类加工工业，大多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什么叫食物链底端？就是指最终价格的约85%归主导了技术、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的外企，加工费这个环节只占最终价格的约15%。

　　只赚到约15%的加工费，意味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事实上，中国每出口100万美元的产品，就要进口50万美元的核心材料。人家靠智力拿大头，我们出苦力拿小头。这个二八分成的夹层汉堡产品，既表明低技术产品收益低，更表明“中国制造”实际上是“跨国制造”，收益不为中国独享，但其中低成本归功于中国。澄清“中国制造”是“跨国制造”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澄清了这个真相，才能接着澄清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歧视并没有那么多——出口美国的破民众只有一小部分货值完全出自中国，其余那约50%~75%的货值，其实不属于中国。

　　说成本是为了说增长。到底什么是经济增长？“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罗斯托语）

　　经济增长越来越仰赖技术，其实质到底是什么？你不难看出，其实质是技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1992年下海，看到海南的“大款”亲自开车，下车时手握“半块砖”很是凶猛，我也一心想弄个“大哥大”握握。结果花了6.5万元，还要配BP机才能用。怎么一回事？原来那“砖头”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谁“拷”（call）我，我才抡起“砖”“打”他。今天街头拾荒人用的手机，也比那“砖头”功能强大而又小巧便捷。价格呢？价格比当年的BP机还便宜。为什么低成本增长能调动起充足的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促成了企业持续赢利。“中国制造”在西方市场上取胜，靠的就是低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就是低成本竞争力的奇迹。

　　然而墙内开花似乎只香了墙外，我们富于竞争力的取胜之道，在国内市场上并未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在国内大行其道的不是低成本竞争，而是垄断。我们国内的企业，缺乏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企，更缺乏降低成本的驱动力。我们常见的是高成本基础上的高增长，是隐性通胀伴随的高增长，是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双双攀升、支出与收入比肩试高的增长，也是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失衡增长。这里所说的二元化不是指城乡二元，而是指国有与非国有、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自由交易价格与强迫交易价格、财政供养与供养财政的二元。

　　谁都能看出，这二元在资源配置、地位和市场待遇上，有主有次、有强有弱、有亲有疏、有厚有薄、有肥有瘦。这二元形成的市场化生存与超市场生存的两类生存方式，造成了国内有不同活法的两种人——供养别人的和靠别人供养的！难道这不是个最大的二元失衡吗？不惜当掏粪工也要争得事业编制身份，也要挤进财政供养体制的例子，即便不能佐证就业者再逃避市场化生存，起码也能表明他们在寻求超市场生存。高收入、高保障的超市场生存与低收入、地保障的市场化生存这两种活法，与其说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是变革胶着于半市场状态的标志，不如说是权力资本的产物，是市场化变革已经败于权力身份社会的标志。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失衡了。这个被诟病为“国富民穷”的失衡，是由超常的税赋造成的。自1995年以降，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政府倾斜，财政税收一直以超过GDP、超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经济多年来年均增长约8.9%，而政府税收却连续19年平均增长20%以上，这是不是超常分配？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万亿，2009年即增长了近6倍，超过6.5万亿。这短短9年间，收入增长6倍的居民有多少人？央行的数据显示：“政府存款”从10年前的1785亿元陡升至2008年的16963亿元，猛增了近9倍！19年来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卖地收入以及国企的年度末分配利润，政府预算收入已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强势挤占之下，居民收入与消费所占比重的下滑还奇怪吗？

　　总之，我们熟悉的增长不是随效率提高而物价相对降低，反倒是低效率与不公平推高了相对价格，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强迫交易中盛行着高价。我们似乎习惯了经济增长就是价格高涨，就是币值缩水带来的购买力缩水。不但国内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比例越降越低，而且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降越低。说到底，我们熟悉的增长不是公平竞争下的优胜劣汰，而是我简称的“三国演义”：“（1）国有垄断企业比重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靠垄断价格获益过多；（2）国有投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不够，导致价格与要素配置失灵，持续转移国民财富；（3）国有行政、事业体系缺乏法治约束，效率低下，浪费财政资源，加剧贫富分化。”（莫之许语）直白些说吧，因效率低下浪费了资源的国企，连同并不生产财富的行政事业体系，超额分配了国民收入，切去了财富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市场化生存群体，分得的往往只是辛苦钱。

　　经过“有进有退”地“抓大放小”，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当然，它们大豆油着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外表，但深究下来不难发现，它们仍是以行政、事业管理机关为母系统的字系统，享有国有金融、投资机构的近亲哺乳，经理人是准官员，是统一调派的“统管干部”。2009年放出的近10万亿贷款中，80%以上为国企获得，它们吃了偏饭。国企中一些球员更是身兼裁判，成为专权食租的官商变体。

　　垄断国企有点像仿真企业，其精英运作降低了市场透明度与公平竞争，挤压了非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连累市场规则也成了近似值，连累中国的不完全市场像个仿真体似的。垄断是自由的天敌，是对公平竞争的拒绝。“国进民退”的说法，说到底，是对于垄断颠覆了市场规则的不满。毋庸讳言，正是所谓的“三国演义”，主演了近年来的泡沫“奇迹”，同时扮演了低成本的终结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