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费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珠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67岁。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20年，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

　　他颈上的皱褶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是他唯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形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的贵族气质。

　　那年，我二年级，他就到学校来了。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分连五线谱都认不清楚。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4年后春天一个美丽的晚上，我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从头建设起来，真需要不少的魄力呢。我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又和这种工作发生了关系。那年我被分到图书馆做工读生，发现所有的书都需要重新编目，真让我不胜惊骇。每次，当编排书目得时候，他好像总在那里。安静地，穿着一身很干净的浅颜色衣服，坐在高高的书架下面，很仔细地指导工作。他的样子很慎重，也很怡然。

　　我想他是很孤单的，虽然他那样忙。桑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了，学校里设有一个桑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它。那天，他在办公室见我，用最简单的句子和我说话。他说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来，尽可能地思索一个简单的词汇——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他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其实他的苏州话说得不错，只是对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听英文比听苏州话容易一些！

　　“哦，是你吗？”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难受起来，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觉得那样内疚。

　　“我要一张你的照片，”他很温和地说，“那个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渐渐安定下来，“下礼拜我拿给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钱。”他很率真地笑着。

　　“不，我要送给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点点头，说一句早安或是哈罗。后来我毕业了，仍旧留在学校里，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了。我才发现，原来他那清澈的双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辆校车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车。他们系里的一个助教慌忙把头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着，“今天坐计程车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过头来，像一个在犯错的边缘被抓到的孩子，带着顽皮的笑容点了点头。

　　“你看，他就是这样。人病着，还不肯听。”那助教对我说，“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经失明了，还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叫人担心。”

　　我忽然觉得喉头被什么哽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难怪他和人打招呼得时候总是那样迟钝，难怪塌下楼梯的时候显得那样步履维艰。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为，什么都不贪图，这是何苦呢！

　　“只有受伤者，才能安慰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准许他盲目的唯一解释。学生有了困难，很少不去麻烦他的。尝尝看他带着一个学生走进办公室来，慢慢地说：“这个男孩需要帮助。”他说话的时候每每微佝着腰，一只手搭在那学生的肩膀上，他的眼光透过镜片，透露出深切真挚的同情，以致让我觉得他不可能瞎过，他总让我不由想起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屈身帮助一个孩子的人那样直。”

　　他唯一帮不上忙的工作，恐怕就是为想放洋的人些介绍信了。有一次，吴气急败坏地来找我。

　　“我托错人了，人家都说我太糊涂。”她说得很快，不容我插嘴，“你知道，人家说凡是请他写介绍信的，就没一个申请成功，我也没希望了。我事前一点不晓得，只当他是个大好佬呢！”

　　“你知道，他也写得太老实了，唉，这种教徒怎是没办法，一点谎都不撒。”她接着说，气势逐渐弱了，“你说，写介绍信怎么能不吹嘘呢？何必那么死心眼！你说，这年头……”

　　她走后办公室里剩下我一个人。想象中仿佛能看到他坐在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对着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斟酌，要写封诚实无讹的介绍信。但他也许不会知道，诚实并不被欢迎。

　　他的生活很简单，除了星期天，他总是忙着。有时偶然碰到放假，我到办公室去看他一眼，他竟然还在上班，打字机的声音响在静静的走廊上，显得很单调。

　　他爱写诗，有几首刊载出来的我曾经看过，但我猜想那是多年以前写的了，这些年来，他最喜欢的恐怕还是音乐。他有一架大钢琴，声音很好，也很漂亮，放在大礼堂里，从来不让人碰。去年夏令会的时候，学音乐的徐径自跑上去弹，工友急忙跑来阻止，“桑先生听见要生气的！”

　　“弹下去，孩子。”另一个声音忽然温和地响起，那双流露出笑意的眼睛闪着，是桑先生自己来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弹得真好。”我不由响起那古老的瑶琴的故事。

　　后来由此在中山堂听音乐，徐忽然跑过来，指着前面说：“瞧，那不是你们的老桑先生吗？他很可爱。”

　　“是的，我们的老桑先生，”我不觉讷讷地重复着徐的话，“他很可爱。”我想，徐已经了解我说的是什么了。

　　节目即将开始，我却不自禁地望着他的背影，那白亮的头发，多沟纹的后颈，瘦削的肩膀。我不由响起俄曼在《青春》一文中开头的几句话：“青春并不完全是人生的一段时光——它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它并不完全指丰润的双颊、鲜红的嘴唇，或是伸屈自如的腿胫，而是意志的韧度、理想的特质、情感的蓬勃。在深渊的人生之泉中，它是一股新鲜沁凉的清流。”我觉得，他是那样年轻。这时他发现了我，回头一笑。在那安静自足的笑容里，我记起上次院长和我谈他的话了。

　　“你看他说过话吗？不，他不说话的，他只是埋着头做事。有一次我问：‘桑先生，你这样干下去，如果有一天穷得没饭吃怎么办？’他很郑重地用苏州话说：‘我喝稀饭。’‘稀饭也没得喝呢？’‘我喝开水！’”

　　我忍不住捅了身旁的德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德？”我指了指前面的桑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颤巍巍地绕过半个地球，住在另外一个民族里面，听另外一种语言，吃另外一种食物。没有享受，只有操劳，没有聚敛，只有付出。病着，累着，半瞎着，强撑着，做别人不在意的工作，人家只把道理挂在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倒当真拼着命去做了，这是何苦呢？”

　　“我常想，”德带着沉思说，“他就像《马太福音》里所说的那种光，点着了，放在高处。上面被烧着，下面被插着——却照亮了一家的人，找着了许多失落的东西。”

　　灯忽然熄了，节目开始，会场立刻显得空旷而安静。台上的光线很柔和，音乐如潮水，在大厅中回荡着。而在这一切之中和这一切之外，我看到一点小小的烛光，温柔而美丽，亮在很高很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