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气质？

　　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很有气质。我找来磁带，听了半天，没听出什么是气质。

　　当时在《读者》上看到台湾有个“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

　　傻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是等到青春消逝，仍然有春晖的温暖、夏雨的润沛、秋云的明畅、冬雪的纯洁。

　　我盯着这个排比句琢磨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二

　　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了？”

　　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

　　整个一晚上，他都雄居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冒出一串洋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

　　我想起前不久看到的刘瑜的一篇文章，意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非要说“施密特说”。

　　刘瑜写道：“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谁，那些人还怎么用他装神弄鬼？”

　　三

　　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任意武断的概念。”

　　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伯林讲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师给学生上第一堂课，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