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林清玄的一篇《煮雪》，说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这故事美，美的情感带有侵略性，面对锅内咝咝作响的融雪，我也变得神经质起来——恍惚间，在炉火之上，在水蒸气之上，我看到阳光，看到多情多热力的东莞的阳光，正在袅袅地升腾，盘旋。

　　那阳光对于此刻的我未免太豪华、太挥霍，眯上眼，一个愣神，老先生乘虚而入——阎纲。应是我乘虚而入，闯入老先生的一篇随笔《我的邻居吴冠中》。年来我因写作《寻找大师》，寻踪寻到了吴冠中，恰巧在东莞期间，又读到了阎先生的大作，觉得他一篇短文引发的感情海啸，超过了我既往掌握的素材的总和。譬如，他在文章中披露：“更令人吃惊的是，吴老大清早买煎饼吃过后，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打开包，取出精致的印章，有好几枚，磨呀磨，老两口一起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他：‘你这是做什么？’他说：‘把我的名字磨掉。’‘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阎纲先生感叹：“多么珍贵的文物啊，为了防范赝品，吴冠中破釜沉舟。”

　　又一愣神，阎纲先生身后站出杨匡满。高高挑挑本应去打排球，却斯斯文文尽显书生本色。杨先生着述等身，我独钟情《季羡林：为了下一个早晨》。2006年，我撰写《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写到1978年至1984年，季羡林在北大副校长的任上，长长的五年，研究干了些什么？空白。在我的笔记本里、大脑里，一篇空空如也。抓耳挠腮之际，查到杨先生的文章，犹如瞌睡了有人给送上枕头。我大胆当了一回文抄公，抄了将近两千字。书内，读者看到的是季副校长的五年辛劳；书外，我看到的是杨先生温文尔雅的笑。

　　雪化了，水开了，我沏了一杯茶，黄山茶。黄山茶使我想起严阵先生。其实严先生是山东人，闯入我生活的时候，他是在安徽任职。那时我在北大读大一，他是一路飘红、如日中天的青年诗魁。我购下他的第一本诗集，叫《竹茅》，我尝试用他的“竹矛”冲锋陷阵、攻城拔寨，直到若干年后准心校正，目标由有韵的诗词改为无韵的“离骚”。伺候，20世纪80年代，机缘凑巧，我得以编发他的一篇纪实文学，是关于煤矿工人的。再后来，20世纪90年代，惊讶于他已移情丹青。这次东莞会晤，堪谓三生有幸。

　　见贤思齐，我搁下茶杯，转身拿起画笔，案与纸与墨，是现成的。画什么呢？就画窗外的雪。一阵横涂竖抹之后，思维又跳向了张同吾。部队，张同吾之前，分明还想到周明。只是和周公太熟了，熟视而无睹，无需特别回忆，而张同吾不同，我俩是初次见面。其实早就神交，因为欧阳中石。我为欧阳先生作传，遍寻他在通县教书时的知情人，张先生正是这样的角色。一个电话打过去，不在；两个电话打过去，忙，忙着在外地张罗诗坛盛事（他是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于是就等，这一等就到了不期然相聚在东莞。十天之缘，我确认张先生绝顶聪明——莫误会，这和葛优的光头调侃无关——他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不愧是欧阳中石的密友；口才之外，交际、组织才能之外，更写得一手妙文，亦庄亦谐，卓尔不群。

　　茶凉了，再换上一杯。下笔，鬼使神差，竟画了一幅《十五的月亮》。什么意思呢？是我想唱，不，是我心里在哼，“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歌声飘走我的少年，歌声飘走我的青年，然后又闯入我的中年、老年。啊，猛地一悸，我已进入了老年，我辈俱已进入了老年。“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而歌声仍然悠扬，自在悠扬，忘情悠扬。这要感谢玛拉沁夫，是他在生命八九点钟的节骨眼儿上创作了这首歌词。此番，我们随他一起玩在东莞，乐在东莞，梦在东莞，“作家各自一风流”。

　　抬头，突然感觉房间分外亮堂，阳光，是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啊，太阳出来了！眼前的太阳，记忆中的太阳，白灿灿、明晃晃地叠印在一起。毕竟，此日轮不同于彼日轮，岁月如四季嬗变，往事如舞台换幕，心绪如白云翻卷。景不留客，客不留步，步不留影。唯有，唯有萍水相逢之际的真情，似冰包雪裹的童话，值得用细火慢慢烤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