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张健教授的弟弟在浙江，“文革”时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被赶到农村做剃头匠。为节约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时间，他剃发时推子横飞，胜过儿童乐园的过山车；他剪发时三剪并作二刀，纯是蜻蜓点水的功夫；他梳发如擦桌。修面如舀汤。

　　而一位在“五七于校”也沦落为理发师的美术学院教授，理一次发，犹如名建筑师设计一幢大厦，再三改稿、对每一根头发他都抱着一种膜拜、敬仰的心情，经之营之修之整之。

　　另一位被下放的将军晚上专门帮人洗头，三番五次地搓，使你的头皮有“天将降大任”的感觉。他时而采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时而运用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怀柔手段，使你正欲抗议，又戛然而止；正想发火。又遇冷水浇头。

　　第四位是音乐学院出身的理发师，他在知青点理发时顾客如伯牙，剃头师傅如钟子期。被剃的头颅有如琴，头发犹如弦、他缓缓悠悠地弹奏着高山流水之音。这种大匠——不、应该是大师，他剃头最大的好处是使你心旷神怡，如入雅座，如闻莫扎特奏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