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鼾歌，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仍然是一支催眠曲。
在我的记忆里，她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那个年月，我从晋阳劳改队回来，和母亲、儿子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她没有打过鼾。她睡得很轻，面对着我侧身躺着，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唯恐把床弄出声响，惊扰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夜间，我偶然醒来，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她可能是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
“妈妈，您怎么还没睡？”
“我都睡了一觉了。”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
我把身子翻转过去，把脊背甩给了她。当我再次醒来，像向日葵寻找阳光那样，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时，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
“妈妈，您……”
“我刚刚睡醒。”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
我心里清楚，在我背向她的时候，母亲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一根、两根……
我真无法计数，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她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年轻时，爸爸被国民党追捕，肺病复发，在悲愤中离世，她带着年仅四岁的我，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唱的摇篮曲：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风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发出尖厉而又显得十分悠远的声响。我在这古老的童谣中闭合了眼帘，到童年的梦境中遨游：
骑竹马，
摘野花，
放鞭炮，
过家家。
……
她呢？我的妈妈！也许只有我在梦中憩息的时刻，她才守着火炭早已熄灭的冷火盆独自神伤吧？！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为了给“野马”拴上笼头，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当我十几岁时，一辆马车把我送到了唐山——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唐山来到了北平。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为了交付学费，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在内务部街二中斜对过的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当我穿着带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母亲也想不到，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并不是个好学生——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考试得过“鸡蛋”。在学校布告栏上，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
她没有为此垂泪，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她把明明属于儿子的过失，又背在自己的肩上：“怨我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个；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你……”啊！妈妈，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我给您苦涩的心田里，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啊！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洗衣、做饭、刷碟、扫地……两只幼时就缠了足的脚，支撑着苦难的重压，在命运的羊肠小路上，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星期六的晚上，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和她在一起度周末，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张小床上安息。记得那时，她从不打鼾，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她就睡着了。母亲呼吸匀称，面孔恬淡安详……
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她独自返回冀东老家去了。
十六岁的我，送母亲到十字街头。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我不舍地拉着她的衣袖说：
“妈妈！您……”
“甭为我担心。”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样。”
“嗯。”我垂下头来。
“快回去吧！你们该上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头来。
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叮咛我说：“逢年过节，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妈生平相信一句话，没有蹚不过去的河！”
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
她执意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
我服从了。但我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直到母亲的身影湮没在茫茫的雾幕之中，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返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的追去。
车，开了，轮子下扬起一道雪尘。
从这天起，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
我发奋地读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我在1950年秋天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到北京师范学校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第一个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
踏过儿时嬉闹的村南小河的渡石，穿过儿时摇头晃脑背诵过“人、手、口、刀、牛、羊”的大庙改成的学堂，在石墙围起的一个院落的东厢房里，我看见了阔别两年多的母亲。
我仔细凝视我的母亲，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抚去她眼角的细碎皱纹，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尘。
夜更深，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了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呢！”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刊登我处女作的《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她把油灯挑亮了一些，从炕上半坐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您把报纸拿倒了。”
她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做出来的微笑，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特别是在静夜里，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我无声地哭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第一件事，我就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果真像她说的那样，由于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我便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孑然一身抚养我一样，抚养她的孙子。“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
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
拐着两只小脚去挖防空洞。
她苍老了，白发披头，衣衫褴褛。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三代却是个衣衫整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
“妈妈，”在夜深人静时，我悄悄地说，“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
“没有蹚不过去的河。”她还是这样回答。
“您把我拉扯大了，又拉扯孙子……”
“只要你在井下（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能平平安安，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种日子哪一天才能结束？！这污迹斑斑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年的元月，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我睡在上铺，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落泪。
说起来，也真令人费解，我怕听别人的鼾声，可母亲的鼾声对我却是催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的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