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中国妈妈眼里，李亦雯肯定是个真正的优等生。
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优秀毕业生，毕业当年报考了牛津大学等12所世界名校，全部被录取，并拿到包括牛津在内6所大学的奖学金。最终她放弃牛津大学，接受欧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全球经济，接着到联合国实习，再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史，以全A成绩毕业。
李亦雯并不认为自己多么聪明，她讨厌“哈佛女孩”、“牛津男孩”之类的标签，她说自己只是个“为减肥发愁、渴望爱情”的普通女孩。不过，“我有个不普通的妈妈”。
她记得大学时老师说：在攀岩时，每个人手里有5颗钉子，有的人不冒任何风险，可能每隔半米就放一颗钉子，走得很安稳；而有的人则隔0.8米或1米才放一颗钉子，虽然走得不太稳，但总能达到最高的高度。她自己“不过就是把钉子放得比较远的那个人”。
而鼓励她安放钉子，并随时准备好在她掉下来时接住她的，正是她的妈妈刘曼辉。
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如今，找她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她每天要接三四个家长的电话，有的家长在电话里的第一句就是：“刘老师，帮帮我的孩子！”
她通常不会立刻给出“技术性”的处理意见，比如怎样克服上课玩手机。她觉得那些都是浮在水面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大人病了。
她会给这些父母念一些话：“如果我有一颗炸弹，我会炸平我的学校；如果我有一把刀，我会杀死我的妈妈。”这是一个9岁孩子的造句。
“妈妈是‘会计师’，算好了我们的每一分钟；妈妈是‘变色龙’，考了满分睡着了都会笑醒，考差了就会大发雷霆；妈妈是‘母老虎’，每次出去玩总会被准确地堵回来；妈妈是‘河东狮吼’，看一会儿电视就发作……”这是面对武汉市作文竞赛题《给我一点时间》，孩子在答卷上写下的。
刘曼辉推荐家长上豆瓣网看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小组，听听孩子们是怎样“妖魔化”家长的。这个组组员有近7000人，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如何对付父母？
每天，对付父母手法最高明、最智慧的帖子会置顶，追捧者众多。在小组里，孩子们称“50后”这代看CCTV、看春晚、去北京不看话剧不参观美术馆非要先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的“主流父母”，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
有家长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竟是这样的形象。
为了得到赞美，孩子会自觉做到自己的最好
“虎妈”近来成为公共话题，很多家长找刘曼辉聊天，几乎人人都说自己不是“虎妈”，自己的家不是“虎窝”，自己更倾向“美国式的宽松”，而不是蔡美儿那样的“中国式严厉”。
可刘曼辉发现，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看起来，大家都很赞成赏识教育，但到底怎样赏识孩子？
一次，她和一群家长吃饭，饭桌上大家正热烈讨论“要赏识孩子”的话题。说话的空当，一个小学生用刚吃过骨头、油乎乎的手，在纸上印下一个可爱的手印。当这个女孩儿很得意地向妈妈展示自己的杰作时，妈妈看都不看，手一挥把孩子推开，“去去去，别捣乱”。一桌子人仍然热烈地讨论着，没有一个家长去看看这个孩子在纸上做了什么，更别说鼓励孩子“有创意”了。
另一次，刘曼辉现场出题“考”一对父母。很简单，写下孩子的优点。母亲憋了10分钟写了8个字，父亲写了短短3条再也动不了笔。
最后，夫妻俩好不容易凑了7条。可刘曼辉坚信，“一个提笔就能写下孩子至少20个优点的妈妈，才基本合格”。
她问这对家长：“孩子长到17岁了，你们表扬过孩子吗？”他们点头。“那你们怎样表扬的？”刘曼辉不解。
后来刘曼辉弄明白了，这个孩子17年来，听到的表扬都是“复合句”：“你××事做得不错，但是……”重心永远在“但是”的后面。“但是”像条响尾蛇一样咬了这个孩子17年。
相比这些“敷衍的赏识”，刘曼辉翻开自己的育儿日记，觉得自己的赏识都有些像“放大镜”，夸张得有些好笑了。
那时她并不懂什么教育，她只是本能地觉得要保护好她。
雯雯从小到大画的每张画，小到一个点，大到人物素描，都得到妈妈的“隆重表扬”。严格地说，最初几页纸根本就不是画，“乱七八糟几个点”“歪歪扭扭的横线”都被妈妈鼓励说：“雯雯真棒！”
当雯雯表现出小孩子特有的观察力时，爸爸妈妈总是鼓励雯雯：“说得太好了，再想想，还像什么？”所以，雯雯把太阳比喻成“气球”、“鸡蛋”，把盖着铁盖的烟囱喊成：帽子！帽子！她把汉字的“口”，说成是毛巾；看到卖烧饼的与买烧饼的打架，她就说“他们不像大蒜一样团结”……
刘曼辉渐渐发现，赏识的力量是无穷的，孩子得到的赞美越多，越喜欢被赞美，为了得到这些赞美，孩子会自觉地做到自己的最好。
多年后，当刘曼辉翻开《撒切尔夫人传》时，发现书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我身边聚集着很多拍马屁的人，但我就是爱听赞美的话。
这样的铁娘子都如此，更何况一个孩子？
为什么不努力做“快乐的全A生”
刘曼辉说，她承认，“父母皆祸害，其实真正的祸害是教育体制”，现在的应试教育就像剧场散场一样，人很多，顺着走都可能被踩到，谁还敢逆行，谁也不想孩子是被踩到的那一个。
她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让孩子在这种夹缝中吸收最多的阳光去生长。
“并不是全A生就不快乐，也不是平庸的中等生就一定快乐！为什么不努力做‘快乐的全A生’呢？”说起这些时，刘曼辉的眼睛闪闪发光。
来咨询的家长还常问道，“李亦雯为什么能主动学习，总拿第一名？”刘曼辉也常思考这个问题。
李亦雯的爸爸是个能吃苦、沉得住气的人，这一点女儿像爸爸。小学一年级，因为写字慢，有时写完作业要7个小时，可雯雯坚持下来了。
刘曼辉的教育也是“功利”的，尽管她从不明说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但孩子得了第一时，妈妈喜悦的表情、接踵而至的奖励，让孩子认为“妈妈是在乎第一名的”，为了让妈妈高兴，她必须拿到下一个第一名。
当然，拿到下一个第一名的代价是更刻苦的学习。有一年大年三十，要吃年夜饭了，雯雯还在学习，她对家人说：“如果我不学习，我就有犯罪感。”
如今，刘曼辉在日记本里读到这句话时，心里隐隐发痛。“中国的教育太残酷了！”
刘曼辉承认，女儿学习好，原因之一是为了满足妈妈。“但让妈妈高兴成为学习的动力，也不算错吧？”后来，她读到了教育专家徐小平的《隧道里的风景》，原来徐小平的成功也是因为“要向妈妈证明自己”。
孩子一边承受着“为妈妈高兴而学习”的压力，但另一方面，这个家庭又给了她尽可能宽松的土壤。
刘曼辉夫妇一直很少斥责孩子。小时候，雯雯有一次想让6只小鸡游泳，把它们淹死了。妈妈没有责备，而是告诉孩子，小鸡不会游泳，还引导雯雯观察鸭子与小鸡“脚”的区别，观察什么是“死亡”。
这是妈妈的错
几年来，她从很多来咨询的家长身上，反思自己过去的不足。有的场景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可家长的处理方法却不同。
李亦雯高考结束那天，同学们晚上到江滩上狂欢，半夜11点了，20多个同学还不舍得分开，大家商量不回家了，在江边找个宾馆住下。
女儿在电话里小声哀求妈妈：“在外留宿一次，就一次。”妈妈大吼：“绝对不可以！”后来10多个同学依次给刘曼辉打电话，哀求道：“阿姨，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会照顾好亦雯。”
刘曼辉拍着胸，痛苦地回忆说，在电话里，自己“母老虎”般把一个个孩子臭骂回去：“不行，你们懂什么！”
巧的是，来咨询的一位父亲也说起类似的事。同样是高考结束这一天，同样是在长江边狂欢，这个爸爸始终跟着这群孩子。到凌晨3点了，女孩给这个爸爸打电话：来接我！爸爸在车里故意等了10分钟，装作匆匆赶来的样子。父亲一直以为，女儿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她。多年后，女孩写了一篇《不知道幸福就在身边》，她说，自己其实知道那天父亲就躲在不远处保护着她，她感谢爸爸。
刘曼辉听到这个父亲的故事，鼻子都酸了，羞愧极了。“爱有很多种方式，显然这个父亲要比我做的好得多。”
很多家长一脸愁容地问刘曼辉，“孩子早恋了，怎么办？”刘曼辉往往笑着说，你应该祝贺孩子，孩子收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礼物。
然而，这可不是当年刘曼辉的回答。李亦雯高三时谈过恋爱，被刘曼辉发现了，劈头盖脸地骂：“必须分手，这么早谈恋爱，让小区人看见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搁！”
她把“面子”二字咬得很重。
多年后，妈妈问至今单身的女儿：“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雯雯说：“初恋！”
放手，放开拉着孩子的手
雯雯从小是个乖乖女，大事小事尽管妈妈也表示要听她的意见，但上哪所学校、报文理科、报北外德语系基本上都是妈妈说了算。
可是上大学后的雯雯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了，尽管她的成绩仍然是第一名，但她不再甘于当“好学生”：她逃课去听各种讲座，参加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的鸡尾酒会，做志愿者、拍电影、学摄影、泡三里屯酒吧，竞选学生会主席，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妈妈以前对她“当外交官”的规划，在她眼里“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竟然违背了好学生、乖乖女的N多原则。
她放弃保研、放弃各种工作的面试，坚持要去国外留学。12所世界名校录取了她，当面临是否选择牛津大学时，全家开会，爸爸妈妈认为应该去，但雯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放弃牛津。
这一次妈妈让步了，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该完全放手了。
她没想到，正是自己的放手，风筝飞得越来越高。
多年后，等到女儿在美国工作，刘曼辉去洛杉矶看女儿，她感到了某种身份置换：自己语言不通，什么都依靠雯雯，自己倒像“女儿”，雯雯像“妈妈”。
起初，刘曼辉哪儿也不敢去，出门就靠雯雯。后来雯雯工作忙，就给她地图、车钥匙、机票，鼓励她自己出门。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刘曼辉越走越远，竟然独自把美国横穿了一遍。
她说，是雯雯的“放手”，让她走得更远。做妈妈的，算是真正明白了“放手”的重要。
2010年3月的一个夜晚，母女俩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谈心。刘曼辉为伤害雯雯的初恋、粗暴地拒绝她在外留宿的请求，第一次向女儿道歉。
雯雯很久没说话，最后轻轻地说：“妈妈，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你。”
刘曼辉哭了。她说：“幸好那晚天很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