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跟一位从美国来港的洋同学叙旧他告诉我，安德逊教授前两年病逝了。我没有感伤，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连他自己亦早看破生死大事，旁人倒该从他身上领悟什么叫做乐观积极。

　　安德逊是我在美国读书时的老教授，八十多岁仍在授课，安德逊教授的本行是医疗社会学，坦白说他实在把课讲得闷，理论有点落伍，口齿有点不清，反而经常挂在嘴边的“想当年”替课堂增添不少趣味。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家庭生活，尤其何年何月何日跟那些殿堂级的社会学者有何交往，安德逊教授缓缓道来，替刻板课程注入了浓浓人味。

　　记得他忆及二次大战时的人际关系，说那是民族仇恨最深最可怕的年代，德国人、犹太人、日本人、美国人，彼此痛恨，互相排斥。战后某天他问一位替德国朋友说好话的犹太女士“为什么你不憎恨德国人”对方回答“我的一生，曾经被人推进地狱，也曾经被人救出地狱，所以我明白，对于人的好坏判断，不该在于他的国家民族做了什么事，而该在于他个人做了什么事。”

　　至于夫妻之道，是安德逊教授最喜欢想当年的话题。有一回，安德逊教授跟几位学生坐在餐厅吃三文治，他边吃边说自己“跟一个女人结婚五十四年，从没想过移情别恋”。我亦边吃边请教他如何做到，他眨一下眼睛，调皮地说“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佛教吗？佛教不是有白骨观吗？我对白骨观的理解是，无论你娶的是谁，到最后还不都是一样？何必多此一举？”

　　我哈哈大笑。一位已离婚的洋同学却在旁泼冷水“结婚五十四年？的确很久，但别那么有信心，世事难料……”

　　“不可能，直到我死！”安德逊教授忽然认真。

　　洋同学亦认真地说“我的意思是，可能她会移情别恋呀！”

　　那天吃完三文治，步出餐厅，这位活了八十多年的老学者整整衣领，站在寒风里说“well，young man，你们还有五十年日子要奋斗，我十年内便要离开地球了。”

　　我们频频说“未必”。安德逊教授回答了一句很精警的话语“活到这把年纪，我发现历史正开始重复它自己，这太乏味了。真的，我该走了。”

　　他真的走了。 人终究不能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