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的历史上，曾有两所神奇的学校，它们彰显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历史地位。一所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另一所是闻名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它们一“武”一“文”，双璧璀璨，使昆明这座边地古城成为那个时代热血男儿最向往的地方。

　　当我翻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的历史时，我就想起我的故乡，想起另一所着名军校，它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提起它，我便肃然起敬。事实上，当黄埔军校于1924年成立的时候，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有15年的历史了。那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招收了18期学员，它的优秀师生在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护法战争中，功勋卓着，使得学校声名远扬，鼓舞了决心从军的中国青年，一些外国学子也慕名而来。当广州黄埔军校成立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应邀前往援助建校。据记载，在黄埔军校成立时的7人领导小组中，就有讲武堂教官王柏龄、何应钦、林振雄，他们分别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务总长、总教官和管理部主任，成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左膀右臂。当时，由讲武堂派出的教官，几乎占了黄埔军校的“半壁江山”。讲武堂的这些教官和毕业生把云南的成功教学经验带到了黄埔军校，甚至还把蔡锷为讲武堂编写的军事教材《曾胡治兵语录》带入黄埔军校，作为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后来人们说，黄埔军校是培养将军的摇篮，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黄埔军校的摇篮。

　　19世纪末，风雨中飘摇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曾掀起“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其中最重视的一项是仿照西法编练“新军”。由于云南地处边陲，介于当时英、法两国侵略势力之间，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清朝统治者就把第一批“新军”建立在云南。为了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锡良于1906年两次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一所新型的陆军学堂，即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年，李根源从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电调回云南，投入了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工作。这是讲武堂历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重要细节：一大批留日士官学校的进步学生，如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罗佩金、庾恩旸、谢妆翼、李鸿祥、张子贞、孙永安、叶成林、刘祖武、刘法坤、李万祥、吴广仁等等，在日本曾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加入过同盟会，此时全被李根源吸纳进了讲武堂。

　　讲武堂开办之初，军事训练基本搬用日本军校“尚武”的教育内容，以军事学科为主，普通学科为辅，学制3年。学堂对学员进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学堂还要求学员对老百姓一定要和善礼貌，严禁扰民害民。当时，有一个名叫常绍群的学员，有一次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结账时与店主打了起来。店主哪是常绍群的对手，几下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将常绍群告到讲武堂，常绍群因此险些被开除学籍，幸亏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道歉、检讨，被痛打20军棍、关了一个月禁闭之后，才得以回队训练。

　　事实上，讲武堂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预示着它是封建王朝一手“培植”起来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所从校长、教官到学生都参与打倒封建统治的军校。可以说，从开始筹办时，讲武堂的领导权就完全被同盟会所掌握，讲武堂成了同盟会在彩云之南播撒革命种子的天地。当时，讲武堂有47名教职员工，同盟会成员就占了17人，还有革命分子11人。这样一来，这座军校实际上成了“云南革命的主要据点”，成了“团结西南革命力量的核心”，成了一座革命思想烈焰熊熊燃烧的大熔炉，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对于这个巨大而危险的秘密，清政府派来继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当然也有所察觉。他曾听人说，讲武堂内革命党人多，留下这所军校是“养虎为患”。李经羲为此采取紧急措施，借故于1911年将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调到滇西筹边，同时把自己最信任的湖南人蔡锷请来任协统（相当于今天的旅长）。让李经羲没想到的是，蔡锷更是一个“危险”人物。当时清廷正四处缉拿“康梁乱党”之一的梁启超，而蔡锷正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所以蔡锷一到云南就迅速与李根源、唐继尧秘密会合，一起策划和组织革命活动。

　　1911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数百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各部队。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辛亥革命”，云南陆军讲武堂爆发了“重九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讲武堂主要军官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任要职的临时军政府。之后，讲武堂师生又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构成的新式滇军入藏平叛，在溜同江仅凭2000人的一支纵队，大败农奴主与英殖民者勾结的叛军，创造了无一人伤亡、仅损失9支枪的罕见战绩。1915年，新式滇军打响了反袁护国的第一枪，兵分两路入川、粤作战，蔡锷与李根源、李烈钧在这场战争中，成了赫赫有名的“护国三杰”。

　　云南陆军讲武堂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百年史，影响了黄埔军校，甚至影响了世界。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从北伐出师到抗日战争，从这里走出了两万多名学员，其中华侨学生500多人，朝鲜籍学生30多人，越南籍学生60多人，缅甸籍学生20多人。最激动人心的是，从讲武堂走出了新中国的两位元帅：朱德和叶剑英。

　　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是讲武堂第3期特别班毕业生。他与这所军校的故事，已成为美谈——1909年，23岁的朱建德与一个名叫敬镕的好友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艰难跋涉了70多天，来到昆明报考这所刚刚开办的军事学校。经过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朱建德没被录取，而敬镕却金榜题名。这让朱建德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仔细探询之后，朱建德才明白，清政府在云南边陲创办这所军校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法国和英国对云南的入侵，所以一开始只招收云南籍的学生。敬镕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偷偷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了云南昭通。第二年，朱建德再次参加入学考试，他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把自己姓名中的“建”字去掉，把籍贯改成了“云南蒙自县”。这样一来，他顺利地走进了这所让他魂牵梦萦的军校。可是入学不久，一个敏感的教官发现了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与他所填报的云南蒙自籍贯严重不符，一查，朱德的秘密就暴露了。于是，按照学堂规定，他要被开除学籍。校长李根源知道这件事后，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主张不能把朱德这样一个千里跋涉来昆明求学的有志青年拒之门外。朱德因此被留了下来。几年以后，朱德从这里走出去，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百炼成钢，成了名震全国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叶剑英元帅毕业于讲武堂第12期。他原名叶伟宜，在191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才改名为叶剑英。1920年8月从讲武堂毕业后，叶剑英一心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了北伐名将。在“中山舰事件”中，他始终守卫在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身边，舍生忘死地保护着孙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他与共产党人张太雷等领导了着名的“广州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曾经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这所百年军校走出了中国的三军总司令朱德元帅，还走出了越南、朝鲜两国的三军总司令，他们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和朝鲜的次帅崔庸健大将。原缅甸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将军也毕业于这所军校。

　　此外，从这里还走出了两位总理，一位是讲武堂校长李根源，曾任“国民政府总理”，另一位是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李范奭。

　　令人惊奇的是，讲武堂第4期有一个名叫马毓宝的学员，他曾走出国门，于1912年参加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法军中尉的身份对德作战，并战死在法德疆场，最后安葬于法军公墓。他的事迹曾让欧洲人感受到了中国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价值，后来法国出版的不少书籍都给予这位中国军人很高的评价。也因此，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人们的眼中，曾一度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法国圣希尔等军校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