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929年，泰戈尔与上海的三次诗意接触，至今余香袅袅。
“世界用图画同我说话，我的灵魂答之以音乐。”泰戈尔的这句诗，现在就镌刻在泰戈尔曾居住过的上海静安区四明村。
泰戈尔飞过上海，并且永远留在了上海
泰戈尔是作为思想偶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1913年，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世界荣誉整个亚洲为此欢欣鼓舞。
泰戈尔曾因没能到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访问而深以为憾。为了完成此心愿，1923年4月，他派助手来中国接洽，希望访华。徐志摩喜出望外，牵线讲学社，向诗人发出了邀请。
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1924年3月，诗人一行乘船从印度出发，前往中国，第一站就选在上海。
上海的空气中似乎都有“飞鸟”抖羽的声音
1924年4月12日早晨，上海汇山码头，料峭春风依然有点刺人。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代表早早伫立码头，迎接诗人。
眼看着船离码头越来越近，岸上的人们终于清清楚楚地看到在第一层甲板上站着的那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了。他们都脱帽向这位令人尊敬的哲人行礼，印度人则站成一排，合唱着一首欢迎的歌。泰戈尔这时正靠在栏杆上，凝望着第一次在自己眼帘中出现的中国的风景。当看见岸上欢迎的人群时，诗人微微欠身，俯首合掌还礼。
船终于停靠在了码头上。船还没停稳，欢迎者就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把泰戈尔围在了中间。印度人给他戴上了花环，请他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泰戈尔用一种舒缓、低沉却美妙如音乐般的声音回答着记者们的提问，边回答边不时把眼镜拿下来放在眼前，有时又微微笑着，说出一些很有趣的话，让听者也都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欢迎者要求为诗人拍张照片作为他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要把脖子上的花环拿下来，但几个印度人连忙阻止他说：“现在先不忙拿下来。”泰戈尔笑着说：“这样我就是一个新娘子了！”大家都笑了。
远途而来的诗人太疲倦了，络绎不绝慕名前来拜访的人，都被礼貌地拒绝了。
但诗人渴慕自己心仪的中国。当天下午5点，兴冲冲的诗人就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上海古刹龙华寺，观赏正在盛开的桃花。遗憾的是此时古寺为军人所占，泰戈尔本是来看文化的，却看到了与文化格格不入的暴力的象征，加上年久失修，古寺已经败落不堪，犹如当时中国的缩影。这些都给诗人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
18日下午3点半，商务印书馆、《申报》等团体和报社的代表，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乐队奏起优美的音乐。泰戈尔身穿黑色长袍，戴着红帽，仪态庄严肃穆。泰戈尔在演说中表达了对中国的“敬与爱”，但也遗憾地表示自己到上海之后，所见到的一切都无法突显中国伟大的文化，相反，满目所及都是物质主义这个魔鬼所留下的败落迹象，“物质发达，真趣消失”。泰戈尔演说后，周映湖开始演奏中国古琴曲，泰戈尔凝神细听，若有所感。
当晚7点左右，泰戈尔一行乘车至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有正书局参观。他边翻看书局里所展的中国美术品，边大加赞赏，最后买了十几件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
随后，泰戈尔一行去了北京，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北上之行。他在北京的演讲受到攻击，他的学说受到质疑。老诗人黯然离京，5月21日至太原，之后赴武汉。5月28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从汉口抵沪，下榻极司菲尔路的意大利诗人倍纳夫人家。
29日下午，在慕尔鸣路37号，也就是上海各界为泰戈尔举行第一次欢迎会的地方，上海各界代表又为泰戈尔举行了欢送会。泰戈尔在演讲时伤感地说：“如今我快走了，我带走的也就只有这一层友谊的记忆。但同时我亦不需自我掩讳，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
老诗人的告别词意味深长。参加送别会的人都能听出其中蕴涵的无限酸楚与悲哀，并不由得为这位千里迢迢抱着诚意来到中国的印度老人感到难过。
泰戈尔刚到上海时正是暮春天气，温和而隽永；而现在要离去时已接近上海的梅雨季节，老诗人的心情也犹如这变化了的天气。“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经过敏，不仅有勉强的痕迹，有时看来简直是眼泪的替身。”一路陪伴老诗人的徐志摩对泰戈尔情绪的变化感受最真切。
在华的这40多天，老诗人经受了他所爱的中国的考验。他“学乖”了，在告别演说中，他不再直接批评中国的物质主义，而只婉转地讽刺，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
“你们一部分的中国人曾经担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的。”
5月30日，泰戈尔一行从上海乘船赴日，结束了这次路途和心境都颇为坎坷的中华之行。送行者目送着这位60多岁老人的身影从中国的国土上慢慢消失，心里不知是何感想。他们或许在自问：这次泰戈尔先生来华，不知是他接受了中国人的裁判，还是中国人受了他的审判？
平静的第二次访华
相对于第一次访华的轰轰烈烈、毁誉参半，泰戈尔的第二次来华显得过于平静。1929年3月，泰戈尔借道中国去日、美讲学，下榻于福熙路913号的徐志摩家中。鉴于第一次访华的不愉快经历，泰戈尔到中国前一再叮嘱徐志摩，这次他来中国，一定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弄得人人皆知，到处去演讲。他只需静悄悄地在家里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徐志摩明白老人的心情，所以对泰戈尔的这次来访，持极其低调和保密的态度，只有一些好友知道。
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不久，“房子那么小”，使陆小曼羞愧得不敢让泰戈尔入住。而泰戈尔不去印度同胞的高厅大厦，就喜欢他们的小家，而且还不愿意住他们费尽心思布置的一间“印度式房间”，就爱他们的卧室和那张“破床”，因为他爱其“东方风味，古色古香”。在这个浪漫小家庭里，泰戈尔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过的是极普通的家居生活。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泰戈尔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每次印度同胞请吃饭，他一定要带他们同去。在向印度人介绍徐志摩和陆小曼时，泰戈尔有次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媳妇，这使徐志摩与陆小曼受宠若惊。泰戈尔还在徐志摩的纪念册上用毛笔画了一幅水墨自画像，并在画像右上角用钢笔题写了一句英文诗。
6月11日，泰戈尔结束在日、美的讲学，转道上海返回印度，又住在徐志摩家中。泰戈尔这次在上海只住了两天。离开上海的前夕，他把自己穿的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送给徐志摩夫妇，并深情地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给你们留做纪念吧。”
临行前，泰戈尔和徐志摩还约定，到1931年泰戈尔70岁大寿时，徐志摩去印度为老诗人祝寿。然而，年轻的诗人却遭遇了空难。
之后诗人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三次来华却使诗人的心永远牵挂着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国家。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爱，从来没有因为曾经的不愉快而有丝毫减少。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三次中国之行都是始于上海，终于上海。上海见证了诗人的悲喜，并留下了诗人实实在在的足迹。虽然诗人表示厌恶上海的西化色彩和逐利市风，但恰恰是这个西化的东方都市，以自己的宽容和博大的胸怀，让诗人倦飞的翅膀和疲惫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栖息，并使诗人获得了真正的友谊。
在老诗人内心深处，必定留下了对上海的特别牵挂。
飞鸟飞过，必然会在天空中留下痕迹，只是这缥缈的印痕，需用心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