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年轻时，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文中的农民帕霍姆为了买到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因为买卖双方约定从清晨到黄昏他走过的土地都将属于他，帕霍姆为此拼尽全力，最终力竭而死。这篇不长的小说如此结尾：“他的仆人捡起那把铁锨，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帕霍姆埋在了里面。帕霍姆最后需要的土地只有从头到脚六英尺那么一小块。”这一句有如晨钟暮鼓，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这篇小说有一个稍带讽刺却又意味深长的名字——《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也同时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多少土地才能让他感到满足和幸福？抑或一个人需要多少钱？多少钱才能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问题从被提出的那天起，便萦绕不去，纠结百年，然而从未有一个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人、一个国家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总是无法回避。而今日中国，我们的财富已经多到自己都无法计量，而社会各个阶层却普遍缺乏幸福感，旧问重提，更觉尖刻、急迫、咄咄逼人。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对财富的渴望近乎宗教般狂热，然而“一切向钱看”的单一价值观使得本该为人称道的财富积累过程显得那样愚蠢短视，恶果明显：为了钱，可以无规则、无道德、无底线。而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仍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

　　我无法去责难这个村长，甚至无法评定他是对是错，因为这个如今看来已近荒诞的故事，的的确确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财富逻辑，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成为参与或旁观的一员。因此，我们秉持着“富有即是最大道德”的信条，注定在历史中被痛抽耳光，一败涂地。

　　这种财富观蔓延到投资领域，表现为通过各种不正当途径攫取的财富再以其他不当的方式进入市场，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民众复杂的心态通过这些现象微妙地折射出来，财富成为一种导致人们难以获得平静的东西。而我们生活的现状如何呢？贫者生怨，富者不安。一如古老传说展现的那样，疯长的财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想象中的东西：幸福、归属感和尊严。

　　我们不无悲观地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对财富有那样强烈的向往；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财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对立。贫穷注定无法得到幸福，然而，认为有足够多的钱便能幸福的观点也被证明是南辕北辙。中国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已成为一个十足的伪命题，我们已到了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幸福”这个命题的关口。

　　让人欣慰的是，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角度开始加入这个思考，他们以各自的努力去破除之前“金钱万能”留下的种种弊端。他们不再视金钱为第一准则，而是把它还原成觅得幸福的众多途径之一。

　　幸福不在于财富的多少，而在于财富的拥有者能否自觉节制欲望，不把过多的注意力浪费在钱上。这便是本书要传达的主旨。李嘉诚曾说，他认为最幸福的事，是老两口开一家小店，打烊后在灯下一起数钱。而托尔斯泰则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这些物质或精神富有的人总能为我们指出人生真正的幸福之道。

　　一种健康合理的财富观，需要社会各阶层不断地努力，从而以寸进之功，破除积重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