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即将告别纽约的生活回国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找不到我的一个朋友了。他原本是《纽约客》的一个作者，曾经和我一起做过一个项目，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联系，我想至少得和他告个别。

　　后来有人笑着跟我说：他过绿色生活去了。他的绿色生活，是移居到一个小岛上，带着他的孩子(他离婚单身)在那里生活。那个小岛上没有电，所以他自己发电；那个小岛上没有新鲜蔬菜可以买，所以他自己种菜。当然，那个小岛上更没有电视机，所以他不看电视。小岛上也没有老师，所以他自己教孩子读书。那个岛很小，所以只有他们父子俩人。他差不多每三个月出岛一次，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商品，接一些工作。

　　生活当然不会很舒适，毕竟，他是从纽约那样万物俱备的大都市移居过去的啊。

　　他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环境作家，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过这样的环保生活。

　　当然，即便在美国，他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毕竟有悖常理，是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

　　虽然我很钦佩他，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不过我得承认我过不了他那样的生活。我和大多数的人一样是一个凡夫俗子。

　　然后我以为，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恐怕是很难对环保事业做什么贡献的。比如，拿起空调遥控器，想起我的朋友时很有负罪感(我相信其他的凡夫俗子还没有我这样的觉悟)，但是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上海，我都难以忍受这温室效应下的“热情”，所以高温难耐时我还是打开了空调；我到餐馆的时候，又负罪感了一下，因为那些一次性的餐具。可是说句实话，我们家除了为了卫生原因带着孩子用的特殊餐具之外，我买过的外带型餐具经常忘了带出门。

　　然后，说句实话，我除了不断地生长的负罪感，和想起我朋友时候的羞怯，我的确没有为环保事业做过什么。我是开车的，而且还想换大一点的车；我用空调，而且还想把家里没有空调的房间全都配上。虽然我很愧疚，可是我还是打算这么做。

　　我想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凡夫俗子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上中学的时候骑车上学，所以我知道冬天如果骑自行车的话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有了钱就买车；我上大学的时候冬天被冻出了冻疮，知道那很疼，所以我冬天的时候要把我家里的空调开得大大的，让屋子里暖暖和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长冻疮，因为她的家庭条件比我小时候好多了。难道环保是为了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好吗？

　　然而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比如我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谈话，他说：现在美国的孩子喝矿泉水，都是买一个1加仑的大瓶子，然后买一个小瓶子。一个大瓶子可以灌10个小瓶子，于是就省下了9个小瓶子。我见过这样的孩子。

　　我琢磨了一下，真的，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低碳生活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只是它需要一些条件。

　　其一，我觉得国家不要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过得那么方便。比如，自从超市里禁止用塑料袋以后，我就会带着袋子去买东西。那是我自己口袋里掏的钱，肯定心疼。我觉得一次性餐具也可以这样，餐馆提供一次性或多次性餐具供人们选择。一双筷子一块钱，你看大家选择用什么。外带餐盒通通收钱。许多民间的生活方式，都和法规有着紧密的联系，只要政府用力，民间自然跟着改变。

　　其二，我觉得我们国家也不要让政府自己过得那么方便。现在为了发展汽车行业，我们的政策上虽然高呼低碳减排，但是却一方面鼓励汽车容量的扩张——我猜是因为税收的原因吧。我认为应该出台政策鼓励甚至补贴电动汽车的发展，对高耗油量的汽车征收额外税收——那我当然也就不准备换大一点的车了(当然如果大的电动汽车还有补贴的话我为什么不要)。

　　其三，我还觉得国家实在应该对那些没有良心的地方政府采取一点高压手段。我们依然能够在新闻中看到太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罔顾环境的保护。因为现在的政绩考核基本上都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数据之上，所以也难怪那些地方官员了——可是如果绿色经济能够给他们的升迁加分的话，我以为形势会有大的变化。

　　这样说起来好像我们这些俗人在推卸责任——你什么都等着国家、政府来做，难道你不要为子孙负责任？其实，我说的意思是：绿色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政策、法律、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塑造着我们的绿色生活方式。

　　我还有一句话，我知道我们自己肩上背负的对后代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去节约水，节约电，少开空调，少用一次性餐具：但请不要把责任全都推卸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小岛，供我们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