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这个热天，我回乡省亲，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镇上买空调，其间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观感与体会：

　　一是刚到镇上时，父亲二话不说，就像系匹马一样，把他骑的摩托停在了镇口的一家摩托车行便开始徒步逛街了，且没有给车上锁。理由是，车是在那家车行买的，老板会帮着看车，既省事，又能保证车子不会丢。

　　二是在电器商店，我了解到当地农民大多喜欢到镇上赊购电器，即使他们手里并不真正缺钱。而卖方也愿意以此为促销手段。通常的约定是余款年底付清，不像按揭一样要利息，而且连欠条都不用打，店主会派皮卡车将电器直接送到农民家里。

　　透过这个细节，你会明白当农民初次进城找工作时，为什么会以近乎赤诚的心态信赖与雇主达成的口头承诺，却很少想到要签什么合同来保护自己，全然忽略了那里是陌生人居住的城市，而非他们熟悉的可以通过个人信用实现自治的乡村。

　　当然，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也有人不能如期偿付余款。邻村便有这样一位农民，曾经在镇上赊购一辆摩托车，直到几年后车子都被骑散了架，还欠卖主500元未还。当然，事出有因。一则这位农民的确有些好吃懒做，所谓“赊购资质”有问题。二则他有个儿子因为打工时抢劫杀人被判了刑。据说，为此这家人每年要花几千元疏通关系给孩子买平安，免得他在监狱里挨牢头狱霸的打。

　　这一切，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通过种种“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把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联接起来。你可以批评他们的相关交易有许多法律漏洞，然而事实上，能诉诸法律的纠纷却并不多见。作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绝大多数人都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当地社会能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保持相对良好的运行，而少有欺骗行为发生。

　　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

　　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无论是熟人社会的乡村中国，还是半熟人社会的单位中国，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陌生化”，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

　　如果说齐美尔从社会层面定义了什么是“陌生人”，那么，劳伦斯·弗里德曼则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什么是陌生人社会，以及它如何可能。作为美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人们如何被迫卷入这种陌生化浪潮，“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

　　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者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严格说，首先将陌生人带进了农民世界的是电视。《新闻联播》播音员十年如一日的面孔，是最当之无愧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完成了对平民日常生活的侵入。当然，通过控制电视机的电源，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种侵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走出家门，每个人都要面对商品社会，面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不是么？我们虽然可以自由抉择，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

　　未谋生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罐头和火腿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传说中口若悬河的布道者是否同时是个强奸犯……多么令人担心啊！过去“特务投毒”，总像武侠小说里的坏蛋一样，跑到水井边、食堂里，锁定目标，务求投毒效果立等可取，而今坏蛋们用的都是三聚氰胺投毒法，像是天女散花，无远弗届，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

　　当然，事情并不至于让人绝望。如读者所知，人类早被上苍赋予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性。它不仅创造了国家，而且发明了法律，确立了契约背后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而陌生人社会得以维持的根本，就在于全社会尊重契约，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各自的行为。如亨利·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遗憾的是，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道德在不该退场时已经退场，法律在应该担当时未能担当。

　　安分守己的农民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的最大苦恼恰恰是，一方面，进城后他们丢掉了熟人社会中温馨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社会又没有提供足够值得信赖的契约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而这一切，也是许多农民告别曾经苦苦谋生的城市，愿意重返乡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