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做了三十多年中国人，我还是说不清。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也太复杂了，哪里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

　　前几天去社科院出版社，编辑送我一本《传说中的近代中国》，里边两篇本不相干的文章，倒是和这个话题都有些联系。

　　一篇是关于王云五和梅贻琦的。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学问很深，本领很大，一辈子都很英雄。不过他最有名的事情是帮国民党搞金圆券，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一辈子英雄，最后吃了一口狗肉，而且这口狗肉大得吓人，足以噎死王先生一世英名，说来也是够黑色幽默的了。其实王云五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他耳熟能详，并不是因为他搞金圆券，而是因为我读的是图书馆专业，里面要学的“王云五四角号码检索法”，就是他的发明，那是可以和美国“杜威分类法”相提并论的专业成就。

　　或许研究图书馆的专家都不适合搞政治。

　　王云五是个走到哪儿都很出风头的人物。1929年或1930年他到美国考察，迎接这个本领很大、名气也很大的王云五的，是他的好友，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

　　王云五在美国考察，梅先生就一直跟着。

　　这天到了某地，一行人忽然看见一个飞机场，说可以坐飞机上天观光。不过那时候的飞机性能不佳，经常出事，所以美国人让每个有兴趣上天的人都要签协议，说明是自愿的，摔死活该，与美国人无关。

　　一时众人大哗。然而王云五不怕。王云五是什么人？他凛然不惧，坚持要飞。这飞机上可以坐两个人，王云五遍邀诸君：“你们谁和我一起上去兜一圈？”

　　周围的美国人都说：“No，Mr.Wang，我可以给你家报信，可是不会陪你do　that。”

　　王云五失望了，随口问道：“月涵，你可愿意陪我一游？”

　　月涵是梅贻琦的字。梅先生本来就在笑，听到这句话点点头。

　　王云五大喜，当即签字，签完忽然良心发现，转头问梅先生：“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梅先生依然笑着，摇摇头，又点点头。

　　两个人就上飞机了。

　　那一次，平安而返。梅先生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并不愿意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子，无论是谁。”

　　这个澳大利亚人从科学的角度说话，所以他不明白。

　　看了梅先生坐飞机的感受，我知道他为什么不明白了，实在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中国人。

　　另一段是悼念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斯人也而有斯文》，里面提到汪先生最爱写关于他老家高邮的文字，并引用了一段纪实体小说《大淖记事》，写挑夫人家的勤快，锡匠手艺的精巧。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好，巧云被刘号长污辱了，十一子和巧云反而更加好；刘号长把小锡匠十一子打得快要断了气，也没法逼他告饶；锡匠们顶炉告状，终于赶走了刘号长。这个时候，汪先生写了一小段文字，说为了救活十一子，巧云按照土方喂他喝尿碱汤。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她自己也尝了一口。”据说写到这里，汪先生流泪了。我读到此处，又何尝不是如此。

　　忘了说，前面那一篇写梅先生的，名字叫做“到底是中国人”。

　　时代不同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做过种种未必那么厚道的事情。然而，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总是梅先生，是巧云，是十一子。

　　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想改，大约也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