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夜看看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看看自己为什么挣得那么少，想想别人为什么挣得那么多。”54岁的北京市民周惜文笑着对《望东方周刊》说。

　　2011年8月24日，新一期《胡润财富报告》白皮书显示，中国大陆千万富豪已达96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平均主义被打破，各行业工资格局也明显“分化”。

　　1985年，中国经济逐步“火热”起来，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9.3%，这是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CPI增速第一次突破5%，此后的四年这一数据分别为6.5%、7.3%、18.8%和18%。不过，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并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知道。“当时的感觉是，工资隔年涨一下，还出现了一波很厉害的抢购风。”周惜文说。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通胀时期，各行业的工资收入格局又如何呢？

　　以1986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71元，根据大类行业“排队”如下：地质普查和勘探业1746元，建筑业1486元，交通运输和电信业1448元，科学事业和宗教文化1422元，金融保险业1300元，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1300元，教育、文艺和广播电视业1272元，体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业1268元，房地产和公用事务管理业1255元，商业、餐饮、运输和仓储业1112元，农林牧渔业1019元。

　　“搞地质勘探的赚得多是正常的，他们是专业人才，而且长期在野外，工作环境艰苦。”周惜文回忆说，由于差距很小，彼此之间的“羡慕嫉妒恨”也远不如今天这么强烈。不过，周惜文当时在美院工作的父亲和学校里的高级专家很熟，这些专家的工资“凌驾”于大多数人。“因为外聘的关系，他们一个月挣的钱比一般人一年的钱还多，着实让人羡慕。”周惜文这样说。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已经有人凭劳动和机遇拿到了高工资。在深圳，来中国挖第一桶金的外资工厂正“茁壮成长”。蛇口着名的港资凯达玩具厂一个普通的女工，月工资可以挣到300元以上，加上各种福利，以至于有了“娶女就娶凯达妹”的说法——那是农民工们最幸福的时光。

　　在那个“火热的时代”，人们似乎逐渐发现了一条“真理”：单靠工资无法成为这个社会赚得最多的那一群人。

　　当时，中国的高收入阶层属于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的一句顺口溜。《中国青年报》当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一些有涉外元素的工作也火热起来。每当上海五星级酒店贴出招收门童的广告，应聘者总能排出上百米的长队。当时，上海国企8级工的月薪也才100多元，但任何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普通员工，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

　　每个人都在“打听门路”，如何能在工资收入之外“寻找门道”赚钱。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一度出现的“价格双轨制”，给了一些人迈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倒爷”成为当时的一个热词。

　　1992-1993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波“升温”，当年CPI增长率达到6.4%，之后四年的CPI增长率分别为14.7%、24.1%、17.1%和8.3%，直到1996-1997年经济实现“软着陆”。

　　在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后，各行业工资和收入格局发生了新变化。

　　以1995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较1994年的4558元增长了近千元，一些行业工资水平已“脱颖而出”：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企业7843元(其中电力企业明显更高)，铁路9098元，航空运输业12686元、邮电通信业9026元、金融和保险业7376元、房地产开发业8178元、计算机服务业8689元，工程设计8377元。

　　周惜文说，自己不属于高收入阶层，因为在机关工作。在1995年，国家机关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27元。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样的单位，1993年干部固定工资也不过每月140元，而这个时候，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甚至可以达到300元-600元。因而机关“留不住人”，下海成为热潮。

　　那时，一些“资源”还是供不应求的。能源、交通、电信、金融垄断类国企渐成气候，职工待遇也逐步提升。周惜文说：“装一个电话5000多元，我当时就在想，电信的日子肯定是幸福死了。”

　　也在这一时期，认为中国已经“坚定了开放决心”的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大众、柯达、通用电气、诺基亚、联合利华乃至麦当劳扎根中国一线城市。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一书里写道，最初来到中国的外资企业本土化倾向不足，“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美方总经理将自己整天关在一个毛玻璃围住的房间里，办公室里不时传出美国味儿的英语和新马泰式的汉语”。

　　但当时的外企管理层中国职员拿到的是绝对的高薪。在1992-1995年期间，中国的城市职工收入是美国普通人月收入的1/40-1/50，外资企业执行的基本是母国的工资标准，即使中方职员也不会少太多。

　　在1995、1996年期间，国内外资企业每年的薪酬涨幅超过20%，后来才逐渐稳定在7%-10%之间。 根据90年代后期广东省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该省外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平均年薪已经超过20万元，而最高的早已突破百万。中国人对外企工作的追捧趋热。

　　另一批富起来的人与国内的资本市场兴起有关。1990年12月1日和12月19日，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开市。周惜文说，全民炒股的热潮使得证券交易所门口卖小吃的，看车子的老大爷也因此发了一笔财。

　　“由于90年代资本市场的逐步活跃，专业人员和基金经理们的待遇不断攀升，另外，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也在仿照西方，完善自己工资加股权激励的报酬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着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对《望东方周刊》说。

　　股份合作公司职工平均工资在1990年代中期高出全民所有制企业40%以上，和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差距也不大。“不过，在那个时候，很多富起来的股份制公司老板大量逃税，而且公司年报中也不公开自己的薪酬。”张卓元说。

　　2008年CPI增长率时隔12年再一次超过5%，达到5.9%。在2009年短期的物价回落之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超额货币投放、信贷扩张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通胀输入，让中国再一次面临如何遏制新的通胀的挑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CPI的中文含义，也更加体会到在这样一个年代，有一份“有竞争力”的工资收入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以2008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这也是《中国统计年鉴》最后一次公开各细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此后公布的均只有行业大类的情况)，全国职工当年全年平均工资为28898元，而其中的“高薪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45712元、烟草制品业60200元、电力和热力供应业41746元、航空运输业76331元、计算机服务业76261元、软件业76824元、电信业45745元、专业技术服务47286元、银行业61318元、证券业167995元。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在目前房价高企的时代，房地产行业职工年薪平均值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并不多，2009年时为32242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产业内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说，一些公司对外的报表里“有文章”，而且统计中的平均工资不能反映这一行业中高级职务人员的收入，不用说北京上海广州，就像重庆这些地方的房地产老总，年薪都在百万以上，工程师年薪则为数十万元。

　　根据2010年上市公司年报，房地产高管平均年薪为57.7万元，高管年薪年均增长40%，为所有行业中高管薪酬涨幅最大。万科的“领航人”王石年薪为760万元，刚刚退休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年薪为758万元。另外，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可以获得不菲的股票期权奖励。“房地产确实是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周惜文望着家门口新楼盘感慨道。

　　就行业平均薪酬来看，金融业已经成为中国第一高工资行业。每年，北京复兴门的金融街都在吸收着海外归来以及北大、清华等名校的高材生。到证券公司投行部去，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薪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最大梦想之一。“当然，这个行业的智力付出、精力消耗也是超过一般职业的。”目前在北京一家英资金融机构工作的祝晓欢对本刊记者说。

　　当金融业和股份制相结合，基本薪酬加上股权激励乃至直接持股，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高管。2008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以超过6000万的年薪进入舆论中心，马明哲后来表示，将放弃2008年全年的工资。

　　根据《2010年上市公司年报》，股份制银行高管平均年薪为280万元。

　　“一些资源类垄断性企业的工资确实高。”着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则将关注的重点指向“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这些垄断企业。在新的通胀时期，这些长期拥有资源或政策特权的垄断企业超脱于经济环境之外，一些网络上晒出的“垄断国企内部待遇清单”也表明这些企业不仅职工工资增得快，各种现金和实物福利也多，如“福利电”、“福利油”等。一位电力行业职工则对本刊记者表示，就垄断企业内部而言，高管和基层、中央和地方、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的待遇也有较大差异。

　　根据北京市最新的数据，2010年，全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依然是外商投资法人单位，为91646元。可比起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年轻人争进宝洁、“四大”的境况，“外企热”已降了一些温。

　　2011年4月的北京市公务员招录考试，5.6万人通过资格审核，竞争4191个岗位，平均考录比为13比1。410人争夺海淀区发改委“信息化管理”岗位，海淀区的曙光、清河、北下关等几个街道办事处也有二三百人争一职的热度。周惜文的女儿就在北京的一家德资企业工作，“她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说遇到合适的机遇，她会跳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