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关心别人。第一个货车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突然加速轧到蹒跚走路的小女孩，七分钟里，无人施救；第二辆货车又开过来，司机照样什么也看不见。他只相信行车道上不会有任何值得自己费心看一眼的事物，车轮碾碎了一朵小花，或许是那种特别的声音令他们惊觉：莫非碾了人？逃跑，隐匿。在这样的人性荒漠里，一个生命的离去变得相当正常。其实，这漠然、卑怯的一群里就有你我的影子，一个正在失去的生命与他们无关，也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想抓住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某一天，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自己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把渴望救助的眼神投向四周，但心里一定是悲凉的，因为知道不会有人来施以援手。最后，只好把垂死的眼睛投向天空，那儿除了一朵轻浮的白云，没有什么会望着我们。老天早就闭上眼睛了，他不愿意看这单调乏味恶恶相报的烂事。
有人会想，我不会躺在那儿，我小心行事，照顾好自己和亲人，不让他们被车碾着。问题是，你怎么能保证那个永远不知减速的司机，不会一路狂飙碾过他们的身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灾难，总要落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不是你就是我。你或许在想，那个时候没准会有一个善良的拾荒阿婆在身边，我不会悲惨地死去。
谁都不相信自己会遭遇不幸，躺在车轮下的都是倒霉鬼。最后，向上苍或什么教主祈福，便成了保佑性命的重要功课——别让我成为那个倒霉鬼！
很多人对当时在场的路人的指责充斥着话语暴力，这是滑稽的。“剧场心理”一消失，想象自己并不像“18冷漠路人”那样缺德的人们，是否真的有道德，还真的难说。
人类组成社会一起生活，一般而言，相互之间有两种道德契约。一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道德契约，也就是政治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义务”，针对的是“人”：积极方面，看到一个人处于危难之中，你有道德义务去帮一把、救一把；消极方面，你不能去害人。还有一种，是一个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道德契约：当弱者遭受灾难时，强者有帮助的道德义务。而强者之所以有这样的道德义务，是因为他受益于所有其他人和他的社会合作，他更多地利用了共同体的资源。
但这两种原本可以在人心中存在的道德契约，在这个社会逻辑上自败的“权利”话语中，悉被消解。
而在道德上没有形成契约观念，也就难以让人与人之间具有或恢复道德关系，挽救已经沦丧的道德。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人性本身，以内省之心，打捞沉没的“道德契约”。
若要改善公德实践，必须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亦即，必须从“如何提升”改为“如何不妨碍”，深入探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因素，使得人们不敢把早已熟知的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概念付诸行动？到底是哪些压抑因素在发挥作用，使得人们不愿把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实践于脚下？唯有清清楚楚地找出这些因素，并予以去除，当下回遇见悲剧或危机，人们才会不再冷漠、不再麻木，才会愿意救人、乐于救人。善良，若纯属概念，想想即感温暖，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想，你要怎样想便怎样想，把自己想象得多伟大便多伟大。但善良若是一种行动，便跟其他许许多多的社会行动一样，受限于许许多多的现实环境。当你把压在大家身上的枯木摆走挪行，人们通常愿意自发善行，根本不必提供什么5000元的事后奖励或事前诱因。
有什么因素把大家的善行压住？太多了，也太常见了。当你每天读报纸或听广播，甚或只是从亲戚朋友那边听来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人在公路上停车救人，却发现原来该人是骗子，连同躲在路边的坏人把你洗劫；有人在马路边扶助受伤路人，甚至把路人送往医院，却被警察冤枉是贼，屈打成招，送去坐牢；有人拾遗报案，却被失主诬告偷窃，倒过来要赔钱消灾，吃不完兜着走……而最可怕的是，被诬告的人于事后总是有冤没路诉，“救了夫人又折兵”，几乎完全得不到法律公义的支持，仅得偶尔在新闻传媒或互联网上露点风声，取得若干热心关注和安慰。我问你，当你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听到看到这些事时，你还敢做好人吗？你还会做好人吗？你还会提醒子子孙孙做好人吗？
善行，如同所有社会行动，尽管有最起码的底线，在某些时刻和某些状态下，大家会不惜自我牺牲、不计得失，但在大多数时候，有着极高的成本。此时此刻，在善行实践背后有着某些并非口喊“提升公德心”即可对抗的心理学和经济学计算方式，若不从根本层面去看，见死不救的悲剧仍必一现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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