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出现在历史上。

　　中国强盛时，其外交体现为在意识形态上扞卫帝国权力的合理性；衰微时，外交则用来掩盖其弱点，帮助中国利用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

　　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积累相对优势。

　　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价值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邻近的蛮夷上。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集团统治；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李鸿章成了中国对外的面孔。他本人也把自己看做外国列强和清廷之间的调解人。前者不断向中国勒索领土和经济权益，后者则妄自尊大，认为自己的政体在万邦之上。就其性质而言，李鸿章的政策断无可能获得任何一方的完全赞同。尤其在中国，人们对李鸿章的一生功过褒贬不一，但他的努力显示了晚清时期他在中国面临的种种严峻选择之间游走协调的出色能力。

　　毛泽东制定外交策略常从中国经典古籍中，即他表面上鄙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他所参考的通常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中国的古典着作。他把古代士大夫贬为压迫者和寄生虫，自己却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致，喜好作诗填词，并对自己豪放的书法深以为傲。

　　我与华国锋一共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在1979年4月，第二次是在1979年10月他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华国锋谈话时，表现出了中国高级官员会见外宾时必有的沉稳。他相当熟悉情况，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来娴熟，更没有毛泽东的辛辣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