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当晚，巴黎街头的枪声不绝于耳，一墙之隔，某位贵族的家宴仍在按部就班地准备，只是人心早已乱了。年轻的男佣边做晚饭边说：“这个星期天，吃童子鸡鸡翅的该是我们了。”年轻的女佣则满怀憧憬地应和：“穿美丽的丝绸连衣裙的，也该是我们了。”
这段对话如此不加掩饰，让一旁的贵族老爷不寒而栗。骚乱平息的次日，这两个佣人——记录者托克维尔称之为“那个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个虚荣心旺盛的女孩”——就被主人忙不迭地遣送回家了。
“野心勃勃”和“虚荣心旺盛”当然都不是好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规定了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吃童子鸡鸡翅和穿丝绸连衣裙？又是谁规定了穷人的贫困是天意使然，而不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上任意的后果？
作为《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托克维尔支持民主但不热爱民主。之所以对民主半心半意，是因为他看出民主意味着社会的平等状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
“贪婪”和“嫉妒”带有太强的贵族偏见和个人情绪，若用“平等”取而代之，则托克维尔的确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平等的梦想从来都是革命的原动力。
二
对于平等的梦想，中国人从不陌生。远的不说，1924年4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释何谓“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显然，所谓三民主义，核心诉求归根结底都是“平等”。
乔治·奥威尔说：“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倾心平等，自然也就亲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倾向让他在向西方求援时一再碰壁，并最终转向苏联。从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此前百花齐放的“五四”文化逐渐被革命文化所取代。此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可谓难分轩轾，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以及劳工神圣。史家高华说，国共两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汲取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下端的结构性要素：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概念——阶级斗争。相比之下，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上、下两端都吸取了。
什么是阶级斗争？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有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左翼文化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此占据了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等主义，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两个车轮。
三
1946年10月，陈伯达发表了《中国四大家族》。彼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声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之际，尽管国共两军实力对比悬殊，但是恰如邵燕祥所言，陈伯达的这本小册子已然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判了死刑。
3年倏忽而过，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果然穷途末路。又过了6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了一句经典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每当目睹现实的不公不义，就会有人开始追忆“过去的好时光”，津津乐道延安时期的朗朗乾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人平等。但是正如杨奎松所指出的，相比国统区的深度腐败，解放区实行的集体供给制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贫富差距，但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已然形成，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推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则更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比如根据1950年出台的《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的21倍。到1955年8月，新政府进一步提高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月工资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1倍。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最高和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美国、日本差距较大，约20倍。
很多人认为，今天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但是杨奎松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其实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政体相结合，比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右派独裁，比如某些国家的左派独裁，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以及美国的柏拉图式共和国，等等。显然，在各种结合过程中，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放大或者缩小。
四
在这个学期的课上，我给学生列举了8个政治价值，请他们投票选出最重要的现代政治价值，结果“平等”仅得一票，但是引人深思的是，当讨论平等这个概念时，争议却是最多最激烈的。
这个现象或许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中国人在平等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和矛盾，比如僵化守旧者试图回到想象中的旧的平等时代，某些保守主义者则力主恢复人的三六九等，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基于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差序社会，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则在为社会正义和各种福利制度奔走呼号。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平等价值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但仍在深刻地搅扰着当代中国人。
按照罗纳德·德沃金的观点，当代各种政治理论（保守主义除外）看似聚讼纷纭，实则共享一个根本的价值——平等。换言之，就是要把人“当做平等者”，政府必须平等地对待其公民——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但是如何实现这个抽象的理想，特别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如何平等地关照和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利，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课题。
我们的人民当然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民生议题上，就只是停留在商品拜物教的层次，只有把民生议题上升到对平等概念的重新探讨，才有可能避免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重提平等价值，绝不是在贬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某种意义上，正因为看到了平等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巨大破坏力，我们才必须严肃对待平等这个价值。朱特曾警告：“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有朋友不久前去欧洲采访，遇见了一位来自埃及的朋友，问为什么会爆发革命，答曰：“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到了无物可失的时候才改变，这是政治的悲剧；在有物可失的时候主动去改变，则需要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