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正视它,并争取改正。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于人有益,于己有补。

　　大约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这份工作的待遇很高,但也很忙,就像是有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鱼,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礼物,可它也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比如,有时你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做这份工作后,我每天平均要接100多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上一倍。所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即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冲着手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我这是在工作,我想这是唯一能说出的借口。我拿这么高的薪水,就该这样。

　　这样一来,我给那些与工作无关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本克是一个诗人,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交往有时频繁,有时稀疏。如果不见面的时间长了,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吃顿饭,或在酒吧里坐坐,或打电话互道彼此近况。十年来,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持续着。

　　我得了这份新工作,本克自然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时我有三个电话要听,所以我说:“过会儿我打给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在以后的六周里,本克给我打了十二三个电话。第一周最多,大概一天一个电话。到后来就降为每周一个电话。最后就没有电话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看到秘书记下来的“来电留言”之后不马上给他回个电话。

　　“过会儿再给他打。”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他肯定是生气了。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也不是随人捏的软柿子。他不给我打电话了,像别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善于自我开脱,没过多久,就把这事忘了。

　　但是,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到本克。“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了。”我对自己说。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拨了号码,但是每到这时,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显示另外三条电话线有外电打进。你知道,我必须以工作为重。

　　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但是他与我的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生意人热衷相互推销,擅长敷衍扯皮,讲究经济效益。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浅薄,把这一套也用来对付友谊?“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了。”我在心中说,但我还是没有。

　　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比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时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莫比也给我打过两三个电话,但我一直没回。我向他走过去,但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谈得热火朝天,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用干草叉将他们分开才行。“喂!”我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向他伸出了手。他没有与我握手,而是将身子背过去,又与别人攀谈起来。

　　我感到非常愤慨。“自命不凡的混蛋!”我大声怒叱。当然,我意识到自己也有错,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还有……对了,我真的应该给本克回电话了。但是我现在该跟他说些什么?怎么向他解释呢?他会不会也撂下我的电话?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对待我,我会很伤心的。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

　　今年三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莫比打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讲和了。一起吃顿饭吧?”他说。吃饭的时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并向他道歉。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报复行为”表示了歉意。我们又成了朋友,但这又让我想起了……失去的东西。在那次饭桌上,一种伤感的愁绪在我心头泛起,一直萦绕于怀。我应该给本克回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

　　终于,我受到报应。上周,我的朋友斯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斯泰是我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我在他上班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谢谢,伙计,”他说,“我得走了,我们改天再谈。”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非常嘈杂,甚至可以听到别人祝贺他的声音。

　　我第二天给斯泰打电话时,他在开会。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接线的却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叫我把姓名留下。我再也没有给斯泰打电话,我想以后也不会打了。如果他想与我联系,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因为我们曾是好朋友。

　　现在我眼前有一个天平可怕地平衡着。一头是本克,他离我而去了,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或许我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另一头是斯泰,我离他而去了,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续则要看他的做法。其实,只要他回我一个电话。

　　我猛然醒悟。我拨了一个号码,“本克!如果你不在,回来后给我回一个电话!伙计,对不起,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