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2日，是去台老兵们盼望了近四十年的大日子。

　　从这天起，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大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预定当天上午9时开始登记，老兵们在凌晨就已经从四面八方涌来，“门口挤不进去，楼梯挤不上去”，当天办妥手续一千三百多人。

　　一个月后，第一批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1949年前后，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告别大陆的故土、亲人，追随国民党到台湾，从少年到白发，从风华到迟暮，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一天的到来，原本或许还要晚上许多时候。是一群老兵用歌声，用标语，用故事，用亲情令整个台湾动容，甚至引发香港、大陆媒体同气声援，连蒋经国也被打动。

　　多年后，台湾“老兵返乡运动”的主要操盘者姜思章说，老兵回家虽是历史潮流所趋、人心所向，但他们已经无法再等。因为，老兵已老，在漫长的等待中，或者客死台湾，或者是，即便回了家，也无法再见到更为老迈的父母亲人……

　　军营里泛滥的思念

　　姜思章自己是被“抓丁”到台湾的。

　　1950年5月15日，浙江岱山县13岁的初一学生姜思章，在回家路上被一群国民党兵拦下，强行押上了去往台湾的航船。

　　与姜思章一道被送去台湾的，有一万三千名年龄从13岁到50岁不等的“壮丁”。

　　船启航前，不堪忍受生生离别的壮丁们，带着绑绳就纷纷往海里跳。军人们则往海里开枪，步枪、冲锋枪，后来机枪也用上了。

　　枪声消停后，无数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则是一片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而后，极度超载的轮船缓缓起航、码头封锁撤除，大批前来寻找父兄、丈夫、儿子的妇女瞬间涌来，有的拿着香祈祷，有的跪在海滩上拜，“哭喊、哀求、诅咒，声声可闻”。

　　多年以后，姜思章才知道，人群中也有他当时怀有身孕的母亲。

　　这只是1949-1950年间，二百万人去台大迁徙中的一幕。有人被抓丁，有人被迫逃亡，也有自愿去台的，缘由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与故土、父母亲人生生分离、天各一方的人生至痛。

　　此后，在台湾的军营里，姜思章白天满满当当的出操、上课、训练，没有时间想家；但一到傍晚，就无法抑制思乡愁涌动，和几个伙伴一起跑到操场的角落，互相抱头痛哭，然后继续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声中，朝思暮盼着回家的那一天。

　　实际上，当台湾以“复兴基地”的名义，汇聚越来越多人时，这个名义本身却越来越像一个苦涩的笑话；反攻大陆“五年成功”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政治支票。

　　此后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国共双方长期隔台湾海峡对峙，这对数百万从大陆来台湾的“外省人”来说，意味着回家大门彻底关闭，甚至通讯都绝无可能。

　　而思念却已开始越过海峡，没有止境地泛滥开来。

　　一个人的抗争

　　姜思章无时无刻不想回家。因为“和大陆那头通信”，被同事告发“散布被抓经历”、拒绝在“以军作家”运动中签名等所谓“劣行”，成了部队里的“不稳分子”，被长期监视，通信也因此中断。不久后，姜思章又因不甘忍受军营折磨而开小差，被军法处置，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姜思章的抗争，在众多思乡的去台老兵中并不算激烈。

　　在监狱中，他与同室一位任姓广东籍飞行员成为好友，此人因企图偷开飞机返回大陆败露，被判处死刑。等待着随时来临的人生终点，这位飞行员反复告诫他“不要白白牺牲，跟国民党斗先要充实自己。”

　　某天早晨，铁门拉开，任姓飞行员被一堆宪兵架了出去。临走时跟他摆摆手说:“记住我的话，再见！”

　　这或许是姜思章后来极力推动成立组织、以帮助老兵返乡的根源之一：在强大的军政机器面前，每个个体的抗争都是如此弱小、不堪一击。

　　姜思章还听山东菏泽籍老兵高秉涵亲口讲了一件事：一位20岁的厦门籍士兵决心横渡台湾海峡游回对岸，不幸被潮汐推回了金门。负责审判他的军法官正是高秉涵。按照军法，他不得不判这个士兵死刑。

　　临刑前，高秉涵说“小弟喝点酒”。士兵却拒绝了：“我要清清楚楚地回家，我怕我喝了酒，灵魂不认得回家的路。”

　　1981年，高秉涵的一位学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乡探亲，召集菏泽旅台乡亲一百多人聚到一起，分发珍贵的礼物：一家一个烧饼，三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故乡的泥土。

　　“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半则分多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还舍不得咽下去，慢慢地像品茶一样，叫它多呆在嘴里一段时间……”而耿饼和烧饼，直到放得发考霉了他也没舍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