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
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
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家”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
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
乡关不再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我们都没有故乡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
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
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
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接受采访时，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得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
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当地政府在“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口号下，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或者一面镜子。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乡。
但是，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难购的车票、“沦陷”的故乡、异化的人际关系，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由此，人们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寻找出路。而进城者的父辈们却不能或不愿一同迁往城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演绎着一场场悲壮的长途迁徙。无论对于社会抑或个人，这样人类史上的奇观都耗费巨大，让人们身心俱疲。
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如此，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回家，对我们来说将真的变得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