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於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局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着作等身的人多得是，一大堆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甚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着名大师帮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拿了诺贝尔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校长任内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不只如此，他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高锟的举动激怒了，大家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堂堂一校之长，怎能这么容易就被统战？又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向未来的当权者示好呢？於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的表情，明显不好。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因为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很不要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麦克风，意思自然是要他闭嘴。现场一片华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甚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前段时间，被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妺，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八十二岁，连字都不识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春。

　　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天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前一阵子，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甚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2003年，高锟得了轻度老人痴呆症，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向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由衷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