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下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北平。

　　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大校园内，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要人已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便落到了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此时，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

　　面对危局，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将其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二十元，促使他们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促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

　　据钱穆回忆：“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陆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孟森（心史）于1938年去世，留下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着作。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军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并在门上全部挂上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但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保管事宜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二院门口，郑天挺才与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在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了沦陷的北平。用罗常培的话说：“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坐落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校内同样惊心动魄，令人备感凄楚苍凉。

　　除了清华师生留下的回忆文章，时任外文系教授的吴宓记载甚详。由于历史原因，吴宓的记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事隔六十年，随着《吴宓日记》陆续出版，才为世人广泛瞩目，所记内容也成为研究抗战前后清华校史特别是民国时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弥足珍贵的资料。

　　自8月10日始，吴宓经常出入清华园，将寓中所有书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点装箱，雇人力车拉回城内姑母家中保存。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

　　9月23日下午，吴宓步行至西四姚家胡同3号陈寅恪宅，祭吊过世的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这次与陈寅恪相会，本不愿南下而意欲留在北平闭门读书的吴宓迫于情势，不得不做离京打算。在朋友和同事的劝促下，吴宓比陈寅恪提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携两位女学生伴随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离平赴津，自此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乱离生活。

　　这个时候除了逃难的人群，尚有部分师生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家破国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仍在兴致勃勃地“隔江犹唱后庭花”。

　　北平沦陷的当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主婚。想不到“后庭花之歌”还未开唱，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住，只有坐看北平沦陷，仰天长叹，在亡国恨与后庭花之间来回踱步徘徊。

　　冯友兰与清华理学院长吴有训二人结伴南下，到达郑州时，冯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教授，于是三人一同去馆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慨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 言毕潸然泪下。

　　当他们重返北平校园的时候，已是九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