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