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8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经过安徽凤阳、庐州等地时，发现“沿途目击地方广阔，但田亩土色不能肥沃”。那大人动了心思，下了轿子直接奔到地里仔细察看，发现麦子、豆类等庄稼一概萎靡不振，长势都不怎么样。

　　庄稼不好，责任肯定在人。那苏图把目光转向考察当地百姓，发现“男妇半习嬉游，不事工作”，老百姓根本没尽心尽力在地里干农活，人家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嬉游”一类的寻欢作乐上了。

　　那苏图找来熟悉当地政务的布政使一番询问，这才知道，不好好种地竟然是江北地区的一大传统，而“凤、庐、颍、泗等府州为尤甚”。

　　不好好种地，不是那块地方风调雨顺不用花费心思就能年年丰收，也不是因为当地人东跑西颠忙着做生意挣钱，到当地转悠转悠，就发现本地百姓生活并不宽裕。那为什么不专心种地呢？

　　原因竟然是“该处地土广阔”。既然家家户户都有用不完的土地，于是扬手撒种，坐待收割，打心眼里就没琢磨过怎样开展精耕细作，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像灌溉水利、修筑堤坝、春夏耕耘、储粪施肥一律没人操心，民间一贯有“望天收”的俗谚。

　　那苏图把所见所闻向乾隆皇帝详细汇报，称江北一带农田尚可，之所以收成不好，症结不在土地，在人。其实，那大人不知道他的发现并不新奇，此前已经有人向乾隆帝讲过类似的话，只不过地点不在安徽，而在河南。

　　公元1737年，河南巡抚尹会向乾隆帝奏报，同样种一亩地，北方的收成以斗计，南方的收成却以石计（1石=10斗）。考虑到环境的差异，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差距何至于如此之大。

　　尹大人深挖根源，发现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南方人聪明、勤快、土地肥沃，这些理由统统都不对。南方的粮食亩产量高，根本原因在于地窄人稠、土地资源严重紧缺。

　　在南方，一个人所耕种的田不过10亩，最多20亩，于是“力聚而功专”，人人都花费心思琢磨怎么精耕细作，把这一块地伺候得无比周到，所以收获颇丰。至于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个人种的地能达到七八十亩，甚至一百多亩，大家的想法是“多种则多收”，反正土地有的是，种上了就不算浪费，种上了就能打点粮食。然而，地多，则粪肥不敷使用，使得地力稀薄，且人力也被分摊，不能够精心耕种，最终收获反倒有限。

　　尹大人据此判断，凡是家里有少量土地的，种起粮食来都能丰收，凡是人均种植面积大的，多半种得多却收获少。如此，不需要太费脑筋，就能找到解决“望天收”问题的办法。比如，来个釜底抽薪，推行人均耕种土地不得超过20亩的政策，彻底消除人们靠天收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依赖。这样一来，人人还不都主动地投入到精耕细作的大军中去，完全不需要设置一堆相关部门成天忙着催、查、办。至于省下来的土地呢？种树或养猪，干什么不挣钱呢？

　　300年前的两则故事放在今天仍有意义，因为一些占尽资源的群体始终或明或暗地对“望天收”不离不弃。这两个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资源太多并非好事，多花些心思在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资源上，比拥有甚至霸占更多资源更能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