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女作家梅弗·宾奇，其作品畅销于英国和美国。她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散文，谈爱尔兰人与文学的关系，妙语如珠。

　　她说，爱尔兰人并不怎么去思考写作的问题，因为写作是他们一个习惯的自然延伸，这个习惯就是侃。她说，现在的孩子们都被教导“有话才说”或“多听少说”。而对爱尔兰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讨厌的了。在爱尔兰，大侃特侃是最不了起的事儿，无论侃什么。

　　她说，在爱尔兰，健谈的老人会因为他们无所不谈而广受尊敬。而在世界很多地方，人们会觉得这种人沉闷﹑爱炫耀或夸夸其谈。她说，记得以前在伦敦有位邻居逝世了，人们都钦佩其生活方式，高度赞扬他“事不关己不过问”。而在爱尔兰，不过问等同犯罪。他们会困惑地问：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她说，英国作家戈登·斯奈尔（她的丈夫）首次跟她去爱尔兰时，他像求婚者一样不安，老问她，大家怎样看他。她说，大家当然都喜欢你啦，但他们说，他们猜你可能坐过几年牢，不过，这不打紧，他们还是顶喜欢你的。斯奈尔不解：“为什么他们觉得我蹲过监狱﹖”她说，因为你没有喋喋不休把自己的生活抖出来给大家听。她继而解释说，如果你不侃你的过去，大家就会以为你的过去不光彩，或很悲惨。

　　在爱尔兰，如果你等巴士的时候不跟身旁的人聊上一阵，那是失礼和粗鲁的。而在伦敦，如果你这样做，则会被视为疯子。如果你在伦敦某个巴士站跟人搭话，他们会以为你要跟他们回家和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开始惊恐起来，赶忙躲开。在爱尔兰，如果你在戏院排队买票，你就得跟身边的无论什么人扯几句。而在英国，你必须直视前方，好象你孤单单置身于一百亩的荒野中央。

　　在爱尔兰，当你打由接线生协助的电话，如果你不先谈谈天气或今天生意好不好，那是极端不礼貌的。在餐厅，你也得打探侍者的生活；当然，侍者也会打探你的生活。

　　在印刷术发明前，爱尔兰有一种人，专门挨家挨户讲故事。有时候他们会讲历史故事，有时候只是闲话邻区的人事。他们的工作就是用讲话来娱乐人们，而人们会为他们提供食宿。大家都爱他们，并以能够招待他们为荣。绝不会有人说，天啊，那些侃大山的人又来了。快点躲起来，假装屋里没人，免得他们待着不走。

　　爱尔兰人爱写长信，彷佛信中那些琐事，都生死攸关似的，鸡毛蒜皮都不容遗漏。梅弗·宾奇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便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应该滔滔不绝讲故事，而不应该像石头一样坐着听。六十年代某个夏天，她去以色列工作，她父母担心得要命。于是她给父母写长信，什么都告诉他们，除了没讲那里的年轻士兵们都很帅。告诉他们什么呢﹖剥橙﹑拔鸡毛﹑跳舞﹑在红海死海地中海游泳等等。他们高兴极了，还用打字机把信打一遍，寄给一份报纸，报纸买了这篇“文章”，还问“还有没有”。这样，她便开始写作了。

　　她说，像她这样的爱尔兰作家，习惯于思考一点儿，继而谈得多些，然后写下来。那些教人如何在晚宴上安排四个讲者和四个听者的礼仪书，在爱尔兰是绝对没有市场的。《爱尔兰时报》一位广受爱戴的新闻主管中风后，被告知他会失去说话能力，但他可以通过按“是”或“不”的按钮，来与人沟通。他说：“果你只能说是或不，谈话还有什么意思呢﹖”活着就更没意思了，所以他几乎立即就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