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的年代，市井的人们囤积的是金银细软，书籍遭受劫难。而那些孤本善本，是民族文化的珍贵遗存。

　　抗战开始，上海文化人郑振铎眼见许多珍贵的图书毁于兵燹或落入敌手，心急如焚。

　　而与此同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显露出来——一些藏书家从前不愿意出售的图书，此时因为生计，开始将自己的珍藏抛售市场。郑振铎见此机会，向当时的重庆政府呼吁抢救图书，他把救书当做一场战争。

　　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他采纳了郑振铎的意见，拨出专款200余万元，专门用来收购流散出来的孤本善本。

　　郑振铎开始在战火中救书，由此记下了一本《求书日录》。《求书日录》里记了这样一件事：清初着名藏书家钱遵王《也是园书目》开列了失传的元明杂剧，郑振铎对其心仪不已，他深信它们尚在人间。果然，战火一开，即现身苏州地摊30余册。一得到消息郑振铎马上动身前往苏州，赶到时30余册孤本已被书商孙某所购。听说政府拨专款购书，于是孙某奇货可居，标出一万元的高价，且必须在十几天内交割。后经软磨硬泡，价格降到9000元，但在当时仍是个大数目。可是，郑振铎认为，它的文化历史价值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时间急迫，尽管郑振铎多封电报催促，教育部的专款仍杳无音信。郑振铎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硬着头皮四处借钱。等钱凑够了，郑振铎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已送进了当铺。

　　买下这套元明杂剧孤本的那天，郑振铎百感交集，就像一位父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这些朝思暮想的泛黄的书页，感觉自己赢得了一场战争。后来，经他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后，他竟然收到了教育部寄来的汇款。这笔钱，其实早已汇出，只是由于战乱，在邮路上耽误了近半年才到他手中。郑振铎事后很感慨：这个民族是无法被打垮的，因为它没有因为战争而遗忘了文化。

　　据说，郑振铎在上海“救书”的4年，犹如特工潜伏。他每天都像在搞地下工作，服饰打扮不断变换，居无定所，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婚丧宴席……他为此说过一句话：“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垺攻坚陷阵……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则亦无悔！”

　　在他看来，爱书，就是爱国；救书，就是救国。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书籍正是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