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从两个生活片段说起，因为这些日常的生活片段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不同就体现在一些平常的生活细节上。
人情味
波士顿的一个华人旅行社组织旅行团到纽约和华盛顿观光。一上车，中国人自来熟，“老家是哪里的？”“来美国多长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隐私观念，诸如此类的话题一打开，大家一下就没有了距离，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一路上热热闹闹的，一程又一程。
返程时，旅行社为了多挣一些钱，在纽约又拉了一些客人。美国人大概也知道乘坐华人旅行社的车省钱，在纽约的中国城就上来几个美国人。这样一来，前面的中国人和后面的美国人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前面的中国人如同炸开的锅，人声鼎沸。前排的、后排的，左边的、右边的，聊作一团。离得远的，说不清，听不见，聊得不过瘾，就把头和身子探到过道上。冷不防，偶尔瞥见后面的美国人，个个正襟危坐，互不相干，默默地看着前面的中国人，似乎不理解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如此亲密无间–这种景象真是一幅绝好的中美文化的对比图，也让人立即明白了美国人的自由是以孤独为代价的。
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其他国家的孩子，包括日本的、韩国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即使无所事事，也无聊地坐着，绝不胡喊乱跑。相反，中国的孩子即使比较老实、乖巧的，也会在人群中穿梭来往，嬉戏打闹。中国人到国外旅游，一群人又说又笑，大声喧哗，也被人视为“不文明”。
如果能够从国民文化的角度整体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其实也很委屈，并不是某些中国人素质低下，而是中国文化注重群体性和集体主义使然。你要想让一群中国人不热热闹闹地说话，不大张旗鼓地嬉闹，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也常有外国人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很礼貌，很客气，但人与人之间没有中国人之间的那种亲密，也很难像在中国一样，交到真正的朋友–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了–你很难让人们彼此那么亲密的同时，还让外人觉得彬彬有礼。
规则与信任
在美国，还有一个场景因为对比鲜明，让我很难忘记。
在波士顿的一条大街上，有一家美国超市，附近不到200米处，就是一家中国超市，专卖一些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爱吃、爱用的东西。
我先到那家美国超市。按照国内的惯例，我走到一个类似咨询台的地方，问这里是否是存包处。说了半天，那位姑娘都没有听明白。最后，我拿出了自己的包，她才恍然大悟，忙说不用、不用，你拿着进去吧。其实，她那儿是冲印胶卷的。我想，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周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初来乍到，英语程度还不足以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恐怕跟美国超市没有存包这项服务有关，那位姑娘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便更难明白。
美国的超市每周都会推出特价商品，人们专等降价的时候，拿着店内海报，挑选自己很久以前就看好的东西。等我挑完东西，已经付钱出来后，才发现这家的意大利通心粉比较便宜，就想折回去买。我想，这下应该把已经买的东西存起来了吧，那位姑娘还是说不用。就这样，我又带着买好的东西，拿了面条，带到付款台，心里忐忑不安，唯恐说不清哪些是付过钱的，哪些是没有付过的。我只把通心粉放到收款台上，手里拎着先前买的东西，眼睛盯着收银员，随时准备解释。直到交了钱，走出来，竟然没有人问。
带着被充分信任的感觉，我心情舒畅地离开了这家超市。
走了不到200米，我又去了那家中国超市。有了刚才的愉快经历，我拿着东西就径直往里走，不料，一个黑人保安拦住了我，用手示意我先存东西。一下子，先前的愉悦骤然消失。
也许有中国人到了美国也一样在超市里拿东西，让人不放心；也许还是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需要防范有人顺手牵羊，使中国人即使到了美国，也还是中国式的管理思维和习惯。
超市这样一个最生活化的场所，购物这样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因为如此强烈的对比，让我深深体悟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信用和信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信用，便不会有信任，也不会有基于信任的政府对个人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让顾客先存包，是以所有人都有偷窃嫌疑为前提的，一开始心理上还会感到不舒服，时间长了，就麻木了。不存包，至少在形式上给了相信人们不会偷窃的信任，或者说，已经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或法律准备，随便你怎么做，在明确的规则下，给了个人高度的信任和自由。
孰优孰劣
上面这两个故事貌似没有联系，但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有原罪，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主张以制度与法律来约束人，并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会做好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
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道德教育，“人人皆可为尧舜”。制度不管用，再严的制度也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人如果学坏了，制度与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中国人讲究伦理教化，以便从人心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学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人–做一个好人的学问。
认为人性本善，当然注重道德教化；认为人性本恶，当然注重管制和惩戒。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制度与法律，虽然西方的宗教其实也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中外古今，在社会管理上都是制度与教化并行兼施，但是，中国无疑更注重道德教化，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是道德观念；西方更注重法律惩戒，深入西方人骨髓的是法律意识–对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认识，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系统下，个体享有的自由和对于自由的使用，有很大的性质上的不同。
在人性恶的大前提下，西方的法制系统对于人性“恶”的方面做了很多预防和遏制，在人性“善”的一面没有保证的时候，起码能遏制“恶”的一面。还因为有法律效力的确认和保证，在法律允许的规则之内，个人能够享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最大限度的信任，从而也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美国的法律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渗透、取代了道德、生活常识甚至生活习惯的领域和职能，涉及之广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法律的泛化、琐碎和繁杂，有时使法律形同虚设，复杂到了普通人根本搞不懂的地步，凡事都得咨询律师，所以，全世界80%的执业律师在美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法律主宰社会，把人们隔离成一个个礼貌、自由而孤独的个体，法律就成了冰冷的工具。
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下，社会对个人道德教化的重视高于社会制度的构建，把社会的长治久安寄托于个人修养。另一方面，在儒家看来，“礼缘人情”“礼许变通”，人们执行规则能够充分考虑到具体情况，让人能够更多地体会到温暖，因此，在中国式的人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亲密。但人性远非善恶这么简单，在人性本善的认识基础上，只重视对“善”的培养，“恶”的一面得不到应有的遏制。因此，一方面，中国人处理事情随机灵活，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就可以摆脱承诺或规范在形式和细节上的羁绊，但同时因为中国文化中缺乏严明的法治，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缺乏明确的尺度，人们不会在错事面前望而却步，思维在对错之间模棱两可的边缘上徘徊，这种灵活变通就容易被滋养成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时，这种中国式的自由便是在道德、规则之外的无限度的放纵。中国式的人情社会被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在人性“善”的一面没有保证的时候，“恶”的一面也得不到起码的遏制。
《论语·为政》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有古人说：“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法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沈从文也说：“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这些话也将这两种文化的长短优劣揭示得一目了然。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和与温暖，繁琐的规则也势必导致人性的僵化。总而言之，在法理社会，法治虽然使人们僵化甚至冷漠，但也使他们简单轻松；在伦理社会，人们很灵活，富有人情味，却也狡黠复杂。
我们一定都向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国家信任民众，民众信任国家，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生活自由而简单，温情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