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面有一批照片，自1946年洗印完毕后就再没有人动过。照片大部分是当时美国军队中的摄影兵拍摄的，大约2.3万张，拍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印战场的实况。

　　战争被摄影兵客观、冷静甚至有点机械地拍下来，就像拍摄一场特殊的劳动，而战场只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这些照片仅仅被视为资料，完工后就被归档封存，并没有像摄影家的作品那样到处被展览。60多年过去了，这批照片由于它的资料性而被遗忘。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还在记挂着它们，它们很难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其实这几个人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存在，他们只是对中国抗战时代的历史无法释怀。“历史就是父亲，今天就是儿子！”（章东磐）这个时代莺歌燕舞，谁还记挂着那些血雨腥风的场面呢？这个时代患着历史的白痴症，它假装那些伟大的父亲、智慧的父亲、苦难的父亲或者黑暗的父亲、魔鬼的父亲从未存在过，仿佛这是一个外星人的时代。但这几个历史的孝子，“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后裔，百折不挠，一定要为那些“父亲”还原真相——尊严或耻辱、光明或黑暗、伟大或卑劣。于是他们必然找到这批照片，这些照片在等着他们。

　　章东磐组织了一个小组，远涉重洋，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中印战场的2.3万张照片中精心遴选出500张，编辑成一本书——《国家记忆》。是的，这绝不是几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国家应当珍藏这些照片。记住历史，尤其是记住抗战这样的历史，使子子孙孙永不遗忘，这是国家民族之事。既为国家记忆，我以为这个行动也是国家行动，这种行动似乎意味着历史意识、国家胸襟以及资金什么的。而事实上这只是几个民间人士自筹资金、耗时两年做出来的一本书。没有什么国家背景，章东磐小组像业余的考古工作队一样，“出土”了一批抗战照片，为的是国家记忆。

　　从2.3万张照片里挑出500张来呈现一段历史，尤其是抗战这样的历史，有点勉为其难。历史总是被天使化或者妖魔化，同样的历史，你可以装聋作哑，任它尘封，也可以从批判的立场去选择，从赞美的立场去选择。对于抗战历史，过去的历史记忆总是抹杀一大批在场者，彰显另一批在场者，同样浴血奋战，同样的功勋，却被狭隘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简单的道理，在面对民族敌人的时候，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呢？抗日，那就是人们必须顺天承命的唯一意识形态。如果说在1937年以前，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超越狭隘的利益，那么日本人的侵略则启示了超越性时刻的到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团结抵抗，这是中国唯一的主义、唯一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当战争烟消云散，这种伟大的超越也随之被遗忘了。章东磐小组的历史眼光非同凡响，他们继承的是那段历史的超越性，他们的记忆乃是胸怀广阔的记忆。

　　对于抗战历史，人们通常的进入角度是受难——尸体啦、暴行啦、轰炸啦……而在《国家记忆》中，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在苦难中微笑。愁眉苦脸是一种态度，笑容满面也是一种态度。在《国家记忆》一书中，微笑弥漫在许多画面中。那是什么年代？轰炸机像雨季的乌云一样不散，到处是炮火硝烟，餐桌旁边随时有人死去，但人们在微笑。

　　封面是一位暗含笑容的士兵，他刚刚笑过或者就要微笑。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怎么可以笑呢？我以为大约只是强调一下战士在面对死亡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我试图把这本书中“面带微笑”的图片找出来，结果发现我错了——我应当把没有笑容的图片找出来，因为它们太少。我不得不说，微笑，是《国家记忆》中的普遍表情。

　　编者在第136页忍不住用了“面带微笑”一词。第6页，全体在笑。第17页，18个孩子在笑。第15页，全体在笑。第137页，全体在笑。第245页有27个人，看得清表情的有15个，其中8个人在微笑着。第324页，全体在笑。第330页，7个人一齐笑。第338页，5个人在笑。第339页，继续笑。第343页，10位女士在笑。第396页，笑得非常灿烂。第397页，笑得满幅都是牙齿。就是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章，笑容也频频出现。第579页，一位伤兵在微笑……似乎人们在嘲笑那个没有笑容的战争魔鬼，这是一种微笑的反讽？

　　在第329页，一位中国空军士兵正微笑着给自己的情人写信，旁边就挂着那位美女的照片。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照片，或者说，历史没有这样的心情，例如在奥斯威辛。

　　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摄影兵拍下的，很多照片来自“中缅印战区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可以肯定，拍“面带微笑”的照片并非他们的任务。人们在战争中微笑，也许不符合读者对战争场景的观念和想象，不符合读者从历史教科书中得到的那些概念。但作为客观事实，摄影兵无法不把这一“面带微笑的抵抗”记录下来。摄影兵不是摄影师，照相机只是他们的步枪。摄影兵在记录抗战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刻意选择微笑。我注意到本书中也有卡帕拍的几张照片，摄影师卡帕的照片无疑有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总是选择那些英勇悲壮的瞬间。但摄影兵不同，他们只是在执行将军们要求记录这场战争的命令，他们不需要人道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战争之类的政治立场。人们在射击、人们在挖掘战壕、人们在包扎伤口、将军视察防线……在1946年的某天，咔嚓！他们的照片只是资料，不会出现在《时代》或《生活》杂志的封面。

　　战争当然是悲壮的、残酷的、惨烈的、苦难的，但是人们对待苦难的心态并不苦难。苦难是外部的，人们的压力来自战争，而不是内心，那是历史的苦难而不是心灵的苦难。这是一个时代的表情，在苦难中微笑。

　　战争是被迫的，战争是个人意志无法选择的历史运动，生活环境被战争限制，但心灵是自由的，反抗是自觉自愿的。心灵没有被限制，苦难限制的只是生活方式。人们没有被强迫，心灵的抵抗不是苦难而是喜悦，这种抵抗没有丝毫的压抑，是自觉自愿、心甘情愿的，是心灵之自由所致。

　　与奥斯威辛的苦难不同，那里的人们不仅行动上失去了自由，内心也失去了自由。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在那里，人们连强作欢颜也不能。可以下令让他们微笑，但无法命令那笑容不僵硬。只有当心灵是自由的、快乐的、喜悦的时候，人们才会在苦难中微笑。

　　一张照片就是一处时间的遗址，历史照片固然反映人们在历史中曾经做过什么，也自然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境。其实心境是照片最难于掩饰的，因为它从不听命于表面。越是不刻意捕捉心境，心境越是袒露无遗。这种例子在罗兰·巴特的《明室》一书中有很多。罗兰·巴特在书中列举的那些照片，正与《国家记忆》一书中陈列的照片相仿。“（照片）可以在事情的意义上说谎，却永远不会在事情的存在上说谎。对一般观念（文化意义），摄影无能为力，然而，在使我们确信真实性这一点上，摄影的力量却高于人类思想所能构想并且已经构想出来的一切。”（《明室》）这就是《国家记忆》令我惊讶的原因，它远远超出了我对历史的想象和观念。

　　还原历史记忆的过程也像历史的细节一样生动，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遗憾的是此书没有留下一张章东磐小组的集体合影，我相信那是一群微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