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90多岁的女特工、二战期间功勋卓越的铂尔在回忆往事时曾提到，在接受训练时得到的指示是：一旦被俘，要保持48小时的沉默，以便同伙有时间逃脱。

　　心有所动。48小时的沉默，给人性以回旋空间。

　　若让有血有肉的身体忍受长时间的痛苦折磨，我个人认为，未必合人性。我想，正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故而那些为了理想而忍受极端苦痛的人，被我们视为英雄。

　　如哥白尼，因提出“日心说”推翻“地心说”，教会对他施以酷刑，他的身体被拉长，但只要有一口气，他就依然不屈；如古罗马那个坚持自己学术见解的女数学家，身体被反对者用海贝一片片切割，连续数天，方才气绝；如赵一曼，被残忍的日本人折磨得半身炭化、指甲全无、白骨可见，也决不低头……

　　写下这些，我已不忍。那些亲身经历的人，是如何挨过极端难熬的每一分、每一时、每一天的？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遇到“敌方”酷刑，能持否？也许很多人都并不太怕丢掉性命，但非常畏惧长时间、超越常规的剧痛。

　　所以，看到铂尔说到“48小时的沉默”，我终于释然。原来，有一种动摇，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只要你在规定的时间里坚守了立场与原则，就可以了。酷刑和痛楚，担心和惧怕，均有一个能够期盼的期限，有可以张望得到的彼岸。

　　但这不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热衷说“中庸”的我们，在大小争斗中，往往只看到“敌我两方”的对立存在，不宽容中间地带，不宽容人性的极限。所以，在得势者严厉的目光里，敌人总是很多。而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叛徒”，基本上再无翻身余地。即使不能将其消灭，得胜者也要在思想上、文字上将其处以极刑。这在清代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