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奥勒特在三月号的《词语评论》撰文称,历史上伟人的临终遗言,除了少数例外,都像电话簿一样乏味和沉闷。无疑,我们期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世界领导人留下隽语格言,但是,他们往往扔下一两句陈词滥调就撒手而去。

　　话说回来,当临终者心中想着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地狱或难言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想榨取他们的真知灼见,是否太不公平了?难怪马克思临终时,管家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说:“真罗嗦,滚开!没说够的傻瓜才有临终遗言!”

　　拜伦临终遗言,既缺乏想像力又不浪漫:“现在我要睡觉了,晚安!”歌德临终遗言,被修饰成:“更多的光!”其实,据说原话要罗嗦得多:“把第二扇窗打开,让多些光进来。”惠特曼最后的话粗犷有余,诗意不足:“扶我起来,我要拉屎。”酒店大亨希尔顿留给后代的话虽然颇相称,但未免太鸡毛蒜皮了:“记得把浴帘拉到浴缸内侧。”(拉到浴缸外侧水会流到地板上)

　　倒是一些小人物的临终遗言不乏风趣,才气不大的英国剧作家亨利·阿瑟·琼斯临终前被问到愿意让保姆还是侄女陪伴他,他答道:“漂亮些的那个,别争。”行刑队长问詹姆斯·罗杰斯有什么要求,他答道:“那还用说,当然是避弹衣!”伏尔泰果然好玩,他临终时被要求发誓跟魔鬼决裂,他答道:“现在哪有时间再树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