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戈林、葛斯、胡斯……提起二战时期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姓氏，人们至今依然心悸不已。

　　这些曾给数百万家庭带来巨大灾难的姓氏，会给他们的后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他们祖辈罪行的阴影下，他们难以让心灵解脱，有人心脏病突发，有人精神失常，还有人选择绝育。

　　以色列籍导演查诺·泽维拍摄的纪录片《希特勒之子》近日上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制造了人类史上最大惨案的罪人的后代，聚集在荧幕前，谈谈多年来心中的感受。

　　赖纳·胡斯

　　从一张照片上，赖纳·胡斯看到了小时候的父亲，在自家气势恢宏的宅院中，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在花园里玩耍。

　　这座宅院距离在二战时期臭名昭着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仅有一箭之地。赖纳的祖父名叫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赖纳的父亲在距离集中营150米的别墅中长大，他玩的玩具，便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制作的。摘了草莓后，赖纳的祖母会提醒孩子们，一定耍洗干净，以免把粘在草莓上的集中营焚尸炉里飞出的骨灰吃下肚。

　　时至今日，赖纳仍然对照片中位于集中营深处的花园大门耿耿于怀——他称它为“地狱之门”。

　　“这种负罪感真是难以解释，尽管并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来承担这一切罪责，但我依然在承担它，深感愧疚。”赖纳说，“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在赖纳看来，替祖父赎罪，是他活下来的“惟一原因”：“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要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在发掘家族犯下的滔天罪恶时，他曾两次心脏病突发，甚至两次试图自杀。

　　这些举动，让赖纳成为家族其他成员眼中的“叛徒”，他的父亲、兄弟和堂兄弟与他断绝了来往。在跟陌生人讲述祖父犯下的罪恶时，他常会遭遇不信任，“就好像我继承了祖父的罪恶似的”。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游客中心，一位情绪失控的以色列女孩对赖纳说，他的祖父几乎杀害了她所有的家人。赖纳说出他内心的负罪感后，一个名叫斯维卡的前奥斯威辛囚犯问他，是否可以和自己握手。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

　　斯维卡告诉赖纳，他对年轻人讲述这段历史时总会说，纳粹战犯的亲人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那些罪行并不是他们犯下的。

　　对赖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得到那些屠杀幸存者的认同，这让人欣慰，”赖纳说，“你不再害怕与羞愧。”

　　尼可拉斯·弗兰克

　　另一个灵魂被时刻拷问的，是70岁的尼可拉斯·弗兰克。

　　他是纳粹统治下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儿子。汉斯曾经参与了残杀了600万犹太人的“终结集中营”行动。

　　战后，汉斯·弗兰克被绞死。但尼可拉斯却生不如死，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杀人狂的儿子。

　　尼可拉斯还清晰地记得，在希特勒家中，希特勒亲切地抚摸他的脸颊。随后，他还跟爸爸去了一个死亡集中营。当时，看着犹太人被虐，他和父亲竟在一旁窃笑。

　　他回忆，强壮的德国军官们把瘦成皮包骨的犹太人抬到野驴背上，随后，野驴会突然尥蹶子，把人甩下去。狠狠摔下来的犹太人只能自己慢慢爬起来，或是互相搀扶着站起来。然后，他们还会被抬上驴背，再被甩下来，如此往复。当时的他觉得那简直太有意思了”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下午。

　　“这些是我关于父亲的一部分记忆。我常常会梦到集中营里成堆的尸体。我们的国家永远摆脱不掉这段历史，因为故事还没有结束。”

　　尼可拉斯曾在东德做过演讲，向年轻人尽数他父亲的恶行。他只为避免惨剧重演。

　　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能逃离关于父亲的回忆。我为他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愧疚。”

　　贝蒂娜·戈林

　　贝蒂娜·戈林是希特勒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创立者——的侄孙女。

　　现年54岁的贝蒂娜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为了切断与家族的联系，她曾数度离家出走。20多岁时，她曾3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

　　贝蒂娜·戈林现居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从事草药医学。她觉得遥远的距离可以让她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

　　她和她的哥哥都自愿接受绝育手术。“30岁那年，我做了结扎手术，因为我怕生出另一头恶魔。”

　　贝蒂娜的父亲亨茨由叔父赫尔曼·戈林抚养长大，后来成为了纳粹德国空军的战斗机驾驶员。亨茨驾驶的飞机在苏联的一次战斗中被击落，亨茨入狱。1952年，他刑满释放，返回家乡时却发现，两个兄弟都因为强烈的自责与愧疚而自杀。

　　1946年，赫尔曼·戈林连同11名纳粹战犯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一天晚上，他服毒自杀了。

　　贝蒂娜的父亲死于1981年。生前，他对大屠杀和恶行昭着的叔父只字不提。

　　但她的祖母是个十足的纳粹分子，对赫尔曼·戈林十分崇拜。生前，她是纳粹德国红十字协会的会长，经常有机会同其他一些纳粹头目交谈。她还有很多张同希特勒的单独合影。

　　“我们一起看大屠杀的纪录片时，祖母会高喊：‘那是在撒谎，根本没这事发生。’”贝蒂娜回忆。

　　那段历史，对于贝蒂娜来说不堪回首。但最不能让她接受的是，她长得很像戈林。“我长得很像他，眼睛，颧骨，还有侧面轮廓。我比他的亲生女儿还像他。”对贝蒂娜来说，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不过，现在，我能坦然面对这件事了。因为我就是我自己，我的身世无法改变，无论它是好是坏。”对着镜头，她说。

　　莫妮卡·赫尔维

　　参与拍摄的还有65岁的莫妮卡·赫尔维。她的父亲是波兰普拉绍夫集中营的指挥官阿蒙·葛斯——电影《辛德勒名单》中拉尔夫·费恩斯扮演的残暴德国军官的原型。

　　嗜血成性的他，把射杀婴儿当做一项“运动”。看着中枪的人痛苦缓慢地倒下，他会觉得格外兴奋。据说，他曾亲手杀死500名犹太人。1946年，阿蒙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莫妮卡还是个婴儿。对她来说，接受父亲的种种罪行，实在是太难了。

　　莫妮卡是母亲带大的，对于父亲，她只能通过家庭合影来了解。她对父亲的印象原本是美好的，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令她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那是在1958年，当时她还不知道父亲的恶行。在一家咖啡馆，一个男人在洗碟子，他的袖口挽着，露出集中营里常见的纹身图案。莫妮卡表示好奇，这个男人告诉她，他曾在克拉科夫集中营呆过。

　　“哦，我爸爸曾是那里的军官。”她说。

　　这个男人一下子怔住了：“你爸是阿蒙·葛斯?”

　　莫妮卡微笑着冲他点头。但这个男人告知了她父亲在集中营里的暴行，然后，指着咖啡馆的门对她说：“以后别再来这儿。”

　　莫妮卡开始向母亲刨根问底。母亲最终承认，她的父亲“可能杀过几个犹太人”。当她追问父亲到底杀了几个犹太人时，母亲“变得如同一个疯女人”，用一根电线抽打她。

　　莫妮卡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全部答案。1983年，莫妮卡的母亲自杀了，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竟犯下了如此滔天罪行。

　　后来，她通过电影《辛德勒名单》了解了父亲犯下的恐怖罪行。离开影院后，莫妮卡眼前总是浮现出电影中的一个画面：清晨，父亲坐在阳台上，透过狙击枪的瞄准镜监视下面干活的囚犯，谁稍有迟钝，便一枪将他打死。

　　在纪录片的拍摄中，她见到了一位饱受父亲摧残的犹太受害者。莫妮卡一边听着他对父亲的描述，一边擦眼泪。

　　莫妮卡讲了作为这名暴徒的女儿的感受。

　　她说：“如何把父亲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我的身体里有多少杀人犯的基因?所有这些想法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