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放弃治疗
78岁的陈有强患的是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后期。
陈作兵在自己的《医生手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情：父亲半年前腹胀明显，少尿、消瘦，当地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晚期。作为医生的我十分内疚，赶紧把父亲接到省城大医院治疗。由于肿瘤晚期全身转移，无法手术，同事亲友们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时，我却束手无策。
陈作兵1989年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是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马剑镇上和村第一位博士。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亡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脑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替换。还有各种人工制造的先进的替代品，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等。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可以做血透；如果无法进食，可以静脉输营养液；癌症肿瘤有放疗化疗，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越来越多，即使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亲陈有强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时，孩子们轮流送饭、守夜，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思量再三，找到了医生：“我实在不愿意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做不到，我宁可跳楼。”
父亲的主治医生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听完，陷入了沉思，他没想到父亲会做如此打算。他来到父亲的病房，把手放在父亲的手背上：“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那么坚强；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太痛苦，一定让你安安静静地离开。”
听了这些话，父亲踏实了。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没事的时候，找出喜欢的《老子》《庄子》，翻看起来。
陈家为老父亲的病情在病房召开了家庭会议。按照大多数病人家属的想法，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全家人商量后，决定还是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
“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
“让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诉你。”
孩子们都回家了，病房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陈有强看看老伴儿，嘴动了动，话没说出来。老两口几乎一夜未眠，各自躺在病床上，谁也不说话。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他来病房。
父亲跟陈作兵说，想和老伴儿回老家。走之前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到儿子的办公室看一看，二是陈作兵去病房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把他带上，他想听一听。一直以来，父亲都为儿子是一名医生而感到骄傲。
这天上午，父亲和母亲先去西湖边坐了坐，然后来到陈作兵办公室。办公室在医院一排老式的平房里，屋子里没有装修，简单的水泥墙，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排旧书柜、一个长沙发。后面是一道狭长的空地，由一堵高大的水泥墙围着，两棵泡桐树安静地站着。父亲边走边看，又在陈作兵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
不过，父亲跟着陈作兵查房的愿望没有实现。陈作兵觉得那样影响他工作，对病人不好，父亲便也不再提此事。第二天，陈作兵送父母亲回老家。
恬淡随意的生命时光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到老家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这一次，陈作兵开了近五个小时。他知道，这也许是父亲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
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绿意葱茏，是典型的江南美景。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车停下来，他就在风景处站一会儿，说些闲话。
上和村在诸暨市西部山区，四周群山环绕，山上常年郁郁葱葱，一条小溪从村子穿过，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父亲回到村子，由母亲陪伴着，不再吃药、打针，只吃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陈作兵给母亲交代，只要是父亲想吃的，就让他吃，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陈有强整个冬天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目光所及是远处山脉。村里有人知道他病了，路过时总是要和他说几句话。这些孩童时就在一起的人，在最后的半年里，父亲几乎都见到了。
在石凳上坐累了，父亲就回家给老朋友打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一生随和的父亲只和一位同事红过脸，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友好地和解了。
除了在国外进修的那四个月，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村里陪伴父亲。
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种地，他像对儿子，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些话，陈作兵永远忘不了。
替父亲做了最后一个决定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热闹的一个春节，全家人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50元，这一年，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吃完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拍照的时候，父亲始终笑着。
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加剧，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话。父亲靠在床边，把氧气管往旁边推。父亲说，他也许就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自己母亲的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要做母亲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他们的妈妈好些。
趁母亲去打水，父亲跟陈作兵说，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们的妈妈，让儿女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笑着答应了父亲，并向父亲保证，保证顺着母亲，她说什么他们就答应什么。父亲跟着笑了笑，说他放心了。
2012年3月22日凌晨3点左右，母亲打电话告诉在杭州的陈作兵，父亲陷入了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
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进行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镇痛药、镇静剂。即使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陈作兵想起在英国进修时的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发现患上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但查理拒绝了，第二天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化疗、放疗。
可是现在要面对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父亲，采取抢救措施就意味着能多留父亲些日子。该怎么办？陈作兵一边开车上路，一边在脑子里不停地问同样的问题。一时间，感觉大脑里像在打仗一样。
他想起1994年第一次正式从医，亲眼看到诸暨市人民医院12楼跳下的那个肝癌晚期护士长的鲜血；想起父亲跟高大夫说的话；想起父亲当初为自己做决定前的询问……要是父亲现在清醒，他会做怎样的选择？
终于，理智战胜了情感。陈作兵打电话告诉母亲，如果父亲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就不要采取抢救措施了。别打扰他，让他安静的离开。说完这句，陈作兵把电话扔向一边，双手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他在心里跟父亲告别，又不住地祈祷，希望父亲能跟他见最后一面。
3个多小时后，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
“假如父亲一直在医院治疗，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但他一定做不了那么多事：和亲人、朋友一一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父亲如果还能表达意见，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
坐在父亲走前坐过的办公桌前，陈作兵强忍着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