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1924年起风行全国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充分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低年级每册前都有一页彩色印刷、非常精美的插图，里面也多配插图。如第一册第一课：“狗，大狗，小狗。”如第四十课：“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葱一把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

　　第二册，有《谁把铜铃挂在猫头上》《狐狸想吃肉》《狐狸怕狗》《蚂蚁搬米》《小老鼠喝酒》《喜鹊与乌鸦》等，多以小动物为题材，但也不乏寓意和启发性，如第三十九课《公鸡的脸红了》：“公鸡知道鸽子出去了，到鸽笼里去吃米，鸽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公鸡在他的笼里，忙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公鸡给米哽住了喉咙，说不出什么，心里一急，脸就变红了。”第三、第四册也几乎都是动物和小孩的寓言、童话。

　　这套教材虽被有些人讥为“猫狗教育”，却合乎人性和教育的规律，说明商务印书馆小学国语教科书开始走向成熟，原来担负的公民教育功能由“公民”课去承担了。

　　二

　　法学家、政治学家萨孟武1897年出生在福州，读小学时，对算术也有兴趣。在他看来，四则运算问题，不过龟兔、时针、父子年龄及工程数种而已。每次做习题，老师一定先让学生想想，全班都想不出来，陈老师就问他：“算术师，你以为如何解答？”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以一代之。”因为他的算术在全班最好，老师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叫他“算术师”，可见课堂上的轻松氛围。学习的愉悦，师生的亲切尽在一声“算术师”当中。

　　20世纪30年代，许而权在故乡的立本小学求学，70年后回忆当年的课堂，还历历在目。自然课，教师带领学生去野外捕捉昆虫、采集植物茎叶制作标本，以增强学生的感性知识；地理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山头附近一个地方挖掘化石，帮助学生理解化石成因；美术课，教师则让学生到马横溪实地写生，领略家乡自然风光；五、六年级设置了实用的珠算课程；至于体育课更是丰富多彩，有踢毽子、跳绳、滚铁环、打乒乓球、跳高、跳远、拔河等活动。

　　那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山镇小学，今天不能想象。

　　三

　　范用读五年级时，就和同学在老师指导下编了一份手抄刊物《牧园》，实际上是一份壁报，用端端正正的毛笔字抄在红绿格子的作文本上，都是学生自己的投稿，贴在学校的公告栏。每期都有“编者的话”。他还办了个名为《大家看》的手抄刊物，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包了。他喜欢漫画，还办了一个手工的漫画刊物《我们的漫画》，其实是把报纸、杂志、画报上选的漫画描下来。原来只是黑白线条，他用蜡笔、水彩、粉笔加上颜色，更好看，在同学中传阅，一共出了9期。暑假期间，请老师讲文学作品，跟几个同学自己刻版，油印《活页文选》，选刊周作人、朱自清这些作家的文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在《江苏日报》副刊上发表了10篇散文。他有一个剪贴本，一直带着。

　　他在小学时代做的这些事，对他以后成为出版家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四

　　以《边城》等作品享誉世界的作家沈从文只在故乡湘西读过小学，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乖学生，母亲给他换了一所学校，从城里到城外。

　　“到这学校我仍然什么也不曾学得，生字也不认识多少，可我倒学会了爬树。几个人一下课，就在校后山边各自拣选一株合抱大梧桐树，看谁先爬到顶。我学会了钓鱼，总是上半天学钓半天鱼。我学会了采榛子、摘蕨菜。后山上到春天各处是野兰花，各处是可以充饥解渴的刺莓，竹篁里且有无数雀鸟。因为爬树有时跌下或扭伤了脚，刺破了手，就跟同学去采药，又可认识许多药材，且认识许多野果树。”

　　大自然是一所更大、更丰富的学校，沈从文之所以成为一流的作家，和这段经历还是有关系的。难怪他说：“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课堂上多十倍。”

　　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回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我到银匠店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五

　　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有这样的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

　　“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