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升级牢房条件，可以，90美元一晚；要找一位印度代孕母亲，可以，8000美元一位；想要猎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可以，25万美元一头；想要移民美国，可以，投资50万美元……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交易的时代。

　　花钱雇人排队有错吗

　　刚从纽约大学毕业的王璞博士，2008年曾在《纽约的免费夏天》一文中提到，纽约公共剧院在中央公园免费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天中午发票。人们为了领票，一大早带着毯子、躺椅、睡袋等装备去排队。如果要去吃早餐、上厕所而不知会管理员，还会被无情地发配到队尾去。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因网上公开课“公正”而被中国人熟知，他在2012年出版的新书《钱买不到的东西：市场机制的道德局限》中，也提到了中央公园的免费莎士比亚剧演出。关于排队领票一事，桑德尔的描述却是我们从表面看不到的另一种情形。

　　“2010年，阿尔?帕西诺饰演《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中央公园的演出票越发一票难求。很多纽约客观剧心切，但没有时间排队。”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种困境催生了代排队领票的行当。“对于那些愿意花钱买便利的人，有人可以提供代排队领票的服务。”代排队者在同城网站克雷格列表网及其他网站上大做广告，作为排队和忍受等待煎熬的交换，他们可以向那些“忙碌的客户”收取每张票125美元的酬劳。

　　正如王璞所言，“免费”的演出恰恰是全球资本之都——纽约文化气质的体现。纽约公共剧院试图阻止这种代排队现象，“这与‘公园中的莎士比亚\’精神相悖”。该活动由公共剧院组织、资助，是一项非营利的事业，目的是让更广泛的、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更容易走进剧院，享受艺术。纽约州总检察长安德鲁?科默还向克雷格列表网施压，要求他们停止为代排队的人提供广告服务。“销售原本免费的门票，剥夺了纽约人应当享受的福利。”

　　雇人排队或者转让门票有错吗？至少很多经济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很少认同排队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如果我愿意雇一个流浪汉代我排队，这有什么好抱怨的？或者我要把票转卖掉，我不能这么干吗？”

　　桑德尔解释说，关于排队的争议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尊重个人自由，“这是自由论的观点，认为只要没有妨害到其他人的权利，人们买卖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另一种观点是社会功利，“市场交换对买卖双方都有利，改善了大家共同的福祉。花125美元，不用排队看了莎士比亚剧，这对我是好事；花几个小时排队赚125美元，对代排队的人也值啊。通过交换我们各得其所。”

　　是这样的吗？

　　一切事物都待价而沽

　　支持自由市场理论的人认为：“通过许可人们进行相互有利的交易，市场将商品分配到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手中，评判的标准就是人们付钱的意愿。”

　　“公园中的莎士比亚”活动一位发言人指责，黄牛党和代排队者“从那些期望在公园看莎士比亚剧的人手中夺走了位置和门票，我们想让人们有免费的体验”。

　　尽管黄牛党和代排队者并未减少观剧的人数，而且花钱的人同样也很期望观剧，但桑德尔认为，争议的重点在于，这种行为“对付不起125美元的人不公平，置普通街坊于不利地位，让他们更难领到票”。道理很简单，代排队的人拿到了票，那么就自然减少了队伍后面的人拿到票的几率。

　　市场按付费的能力和意愿分配商品，排队按等待的能力和意愿分配商品。暂且不提付费意愿是否就优于等待意愿，纠缠于此可能不会有什么结论，因为桑德尔在这点上的辩论缺少强大的说服力。

　　但他接下来的论辩却击中了要害。公共剧院免费的消夏演出，“想要人们有免费的体验”，花钱雇人排队的行为则损害了这一活动的公共属性。

　　“当免费的公共剧场变成了商品市场，一些东西就消失了，不只是公平。”公共剧院视免费的户外演出为一种市民节庆，是这座城市给市民的一份礼物，“收费，或者容许黄牛党从中渔利，让节日礼物变成了私人营利的工具”，这无异于让人们交费观看美国独立纪念日的焰火表演。

　　“排队等待，别插队”是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一项道德准则，然而在市场机制下，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这条准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本书中，作者桑德尔列举了大量花钱就可以搞定的例子：

　　热门餐馆额外付费就可以优先入座；头等舱和商务舱的旅客可以走快速通道，一些机场甚至提供付费就可以插到安检队伍最前头的服务；好莱坞环球影城等主题公园也提供额外付费可插队的便利；帝国大厦的观光电梯也有价格更为昂贵的“通向极致景观”的快速电梯；为减少拥堵而出台的拼车车道，也成为美国多个城市的营利渠道——高峰期，一些单独驾驶者可以付费走拼车车道；华盛顿各种立法听证会、议会会议和最高法院审理现场等，只要有公众可以出席的，都成为排队公司营利的商机；与中国医院外挂号黄牛党的猖獗情形相比，美国只是通过私人护理医生收取高额年费，把插队现象隐藏了起来而已。

　　“这个一切事物都待价而沽的世界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桑德尔问。

　　把蒙蔽了的良知找回来

　　市场机制和经济理论让多数国家发展、发达，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金融产业带动的增长和房产的增值成为过去式。茶党在美国再度复兴，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蓬勃而起并扩展至全球范围，他们要求工作，要求对富人和大公司征收更多的税。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撰稿人马丁?桑德布认为，尽管茶党和占领者声称他们被骗走了应得的部分，但他们仍希望维护并保留资本主义为所有人创造繁荣这一承诺。

　　到底是市场机制没能创造出人们所期待的更公平的结果，还是市场机制给出的承诺本身就有问题？

　　桑德布认为，两者发出了同一个警告——“放任市场分配有形的商品，人们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一部分灵魂。”

　　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认为，人类社会正“利用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市场社会”。《多少才够：美好生活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是，“无止境地寻求更高的收入、更快的增长，夺走了我们的好生活。”两人都指出，对市场的信任悄悄损害了我们在意或者应当在意的事物，麻痹了我们对好生活的理解。

　　不久前，桑德尔领衔在伦敦展开了一场关于金钱与道德的辩论。当天在现场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心理学博士、贝德福德郡大学组织行为讲师于艾敏锐地发现，其他教授在辩论结束后仍留在原地与听众交流，却唯独不见了桑德尔，原来他已经开始在一旁忙着签名售书了。

　　专栏作家约翰?兰彻斯特说，桑德尔本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市场机制，桑德尔在意的是人们集体道德的更深层的、更间接的损失。

　　于艾说：“金钱多寡和道德高下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有些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人，希望用市场的手段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是有问题的。这就好像人的嘴有很多功能，如果只片面强调嘴就是用来吃饭的，就走偏了。”

　　为了挽救市场机制对道德的侵蚀，斯基德尔斯基建议设立普遍的基本收入制度、征收消费税、限制广告；桑德尔的建议则更柔和，他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对价值判断的讨论当中。

　　从事教育工作的于艾说：“王阳明说‘致良知\’，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参与道德实践，时常反观内心，把蒙蔽了的良知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