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以色列人因先知撒母耳老迈，他的儿子又不成器，便苦求撒母耳给他们派一个王来领导他们，也就是想由祭司统治改为世俗王权统治。撒母耳劝说道：“管辖你们的王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农田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但这些都没能劝住，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要一个王。撒母耳终于拗不过，只好为他们立了王。

　　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并非只是一句俏皮话。各国政府借口“公地悲剧”（只要多个个体共同使用一种稀缺性资源，就会产生掠夺性资源使用，进而造成环境的退化，最终导致所有个体成为输家），以个人无法管理公共资源为由，将森林和矿产收归国有，进而特权阶级上下其手大肆分肥，这在泰国、尼日尔、印度等国都已成为灾难性的现实，本来归全村村民所有的一片林子，在国有化的旗号下，被特权阶级掠夺。

　　那么，在分到个人的私有化和一切仰仗公权做主这两条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答案是肯定的。2012年6月去世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作为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生前一直致力于公共资源、可持续发展、集体行动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她将分配制度、可再生稀缺资源和参与者这3个要素视为有机统一体，着重于基于参与者自治的制度演化及规则形成。

　　她举了土耳其一个叫阿亚兰的渔村的渔民分配渔场的例子，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个村子有100位渔民，其中大多数参加了一个合作社，另一些渔民则保持独立身份拒绝入社，再加上渔场分配，使得情况格外复杂。但是，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土耳其渔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达成了很好的契约。具体内容如下：

　　每年9月发放登记表，对合格的渔民进行登记认证，不管他是不是合作社的社员；

　　在渔场中设定100个捕捞点，并对其进行命名登记。这些捕捞点彼此间有足够的距离，以保证鱼群在这些捕捞点间游弋有足够的空间；

　　每个渔民抽签决定自己去哪一个捕捞点；

　　从9月到次年1月，每个渔民每天向东迁移一个点；次年1月到5月再改成每天向西迁移一个点。

　　看，这套规则说起来并不难，但是却解决了问题。每年，渔民们都是在咖啡馆里达成这个协议，然后把协议交给当地的一个宪兵，由他来做仲裁或保人。但这么多年来，这个宪兵还从没有机会发挥实质性作用，因为有鸡毛蒜皮的小纠纷，渔民们自己就解决了。

　　这个案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小区公共设施的使用。比如，某个广场主要是给孩子们玩，还是主要用来遛狗，或二者并行不悖。只可惜，我们的业主遇到问题，还是习惯让物业出面，结果就是哪边嚷嚷的声音大，哪边就说了算，一部分人欲求的满足，总是建立在伤害他人的基础之上。一件一件的事情积攒下来，怨恨和不满也积攒下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被伤害的一方。相比于土耳其的渔民，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借口来为自己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