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谓群星闪烁、人才济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秦叔宝……他们要么是李世民的创业班底，要么是李世民的长期合作伙伴，要么和李世民有姻亲关系，和他们相比，魏征无法不自惭形秽。
虽然唐代并不十分讲究门第出身，但出身名门望族依然是可以傲视他人的原始资本。当然，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个人的“出处”，也就是政治身份。所谓“英雄不问出处”，那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做贼心虚时的自我安慰。所以，一个人要想在风云变幻的朝廷之上站稳脚跟，要么同时具备良好的出身和出处，要么二者居其一。但是，魏征既无良好的出身，也无过硬的出处，而且，在和李世民相遇之前，魏征的个人信用几乎丧失殆尽。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要说也算是北齐之名门望族，其父曾任北齐屯留令。只是魏征时乖运蹇，在距他出生还有3年之时，北齐就被北周灭了；在他刚满一周岁之时，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生生把原来勉强称得上望族的魏氏弄成了寒门。因此，对魏征来说，所谓的名门望族只是一个可供自己精神胜利的温暖回忆而已，他从来没有从中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实惠，反倒因为家贫，年纪轻轻就出家做了道士。
魏征亲身感受了离乱之苦，所以他说“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正如后来诗人里尔克总结的：“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征的生活信条。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换了5次主人：先投举兵反隋的武阳郡丞元宝藏；接着服侍瓦岗军首领李密；后随李密降唐效力于李渊；不久因被俘开始效命于另一个义军首领窦建德；窦兵败后，魏征开始作为主要谋士效命于李建成的鞍前马后，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
辛苦了几十年，连个稳定的靠山都没有找到，每一次押宝都押错了地方，这就是魏征在遇见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历。出身就不用说了，这样的政治履历让魏征对自己的出处也无法说得清楚。可以这样说，在李世民的文臣武将之中，像魏征这样几易其主、数跳其槽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无法想象魏征将如何面对世人、面对新的主子李世民。
李世民干净利落地干掉李建成之后，所有的人都认为魏征这次玩儿完了。果然，李世民刚坐稳位子，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这个小人，当年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们兄弟情感？”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多么恐怖——秋后算账的时间到了，魏征似乎已在劫难逃！谁知魏征却不卑不亢，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在场的所有人都预测，这次魏征算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作为胜利者出现的李世民，魏征居然连一点悔过的表示都没有，反而在公共场合大放厥词，岂有此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死不悔改的魏征，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魏征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却是当时情景之下他唯一的活路：他如果痛哭流涕地忏悔，或者无原则地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唐太宗满怀厌恶地将他杀掉。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同时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不听良言、自己怀才不遇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又都衬托了李世民的伟大，李世民胜利的必然。因此，在关键时刻，魏征以自己的才华保住了性命，同时更赢得了李世民的青睐。
这是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历史场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魏征作为一个纵横家的本色。《旧唐书·魏征传》的开头这样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什么是“纵横之说”？“纵横之说”在秦汉之际又称“长短说”，是一种善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纵横家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抱持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忽而儒道合用，构成了所谓的可纵可横、亦纵亦横的局面。因此，纵横家以长于游说、善于权谋著称，并且以此为主要特征。纵横家往往“无特操”，随时可能改变观点，所以纵横之术在后世很少为人所褒扬，学者耻言“纵横”。
面对唐太宗的盛气凌人，背负原罪的魏征只好拿出自己曾下过工夫的“纵横之术”来应对，瞬间就化解了危机，并赢得了主动。即使如此，魏征仍然不免遭人非议，时人曾经骂魏征“有奶便是娘”。李世民面前的第一红人、朝臣中的当权派长孙无忌就曾语带讽刺地对魏征说：“当年您可是李建成的心腹，和我们势不两立，没有想到今日居然同席饮酒。”可以想象，魏征当年面临着多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虽然魏征靠“纵横之术”保住了性命，但是如果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的人头仍然随时可能被那帮虎视眈眈的前政敌们砍掉当夜壶用。和那些自恃功勋卓著的同僚相比，魏征的唯一优势就是“纵横之术”，否则他将被那些根正苗红的同事挤兑得无立足之地。怎么办？要知道此时的魏征除了“纵横之术”外，几乎一无所有。既然一无所有，魏征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将“纵横之术”推演到极致。
挺住，除了挺住还是挺住！这才是魏征能够成功的秘诀。魏征将“挺住”发展成为自己的信念和生活信条，坚持了终生，并将之发展成为一种为官之术。
魏征先声夺人，他充分利用李世民对他刚建立起来的好感，利用自己的纵横特长，大大方方地和李世民来了个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方面的词义辨析——“忠臣”与“良臣”的本质区别：能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让自己获得美名，荫及子孙、福禄无疆的臣子是“良臣”；而自身遭受杀戮之祸，又让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魏征以其精到的词义辨析，给李世民下了个大套——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启动“纵横”程序——尽情进谏。“因此，我的脑袋随时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忠臣\’；你如果不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良臣\’。让我成为‘良臣\’，咱们双赢；让我成为‘忠臣\’，咱们双输。”魏征这一定位很可怕，他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从而让唐太宗处于守势。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如果还想笑着走进历史，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魏征的进谏。
之后，魏征更上层楼。他巧妙地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你看，魏征的应对总是如此得体！
这就是魏征的纵横术。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魏征以其纵横术开始纵横驰骋，把整个朝堂变成了自己唱独角戏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
后妃越礼，他犯颜直谏；太子越礼，他犯颜直谏；皇上想去泰山封禅，他依然犯颜直谏……直谏成了魏征生存的武器，成了邀宠的法宝，以至李世民有一天情不自禁地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魏征终于以其纵横之术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李世民总结说，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玄武门之变”后，才开始效忠唐太宗的魏征，终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唐太宗以皇帝的身份总结道：我当皇帝前，功劳最大的是房玄龄；而我做了皇帝之后，功劳最大的非魏征莫属。魏征终于可以在同僚面前挺直腰板了。
几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魏征说老就老了，纵横终生的魏征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魏征生命垂危，唐太宗前去探望，面对皇帝关切的目光，魏征再次显出纵横家本色，他对身后之事没提任何要求，只是气若游丝地说了一句话：“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
此话怎讲？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寡妇不在意自己织布的进度和质量，而担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此话何来？这句话不是魏征的原创，而是出自《左传》，因其洋溢着强烈的“宏大叙事”色彩，这句话经常被儒家引用。
魏征临终前的这一句话让唐太宗声泪俱下，百感交集。之前，唐太宗就将自己的二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了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只是尚未正式举行大婚仪式。当唐太宗听到魏征这句话后，他马上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魏征尚未过门的儿媳妇衡山公主召到了魏征的病榻前，唐太宗感伤地对魏征说：“亲家翁，请你最后看一眼你未来的儿媳妇吧！”只是此时的魏征虚弱得连感谢皇上的话都无法说出了。皇上前脚刚刚离开，魏征就驾鹤西游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一改惯例，亲临魏府向魏征的遗体告别。在魏征的追悼会上，唐太宗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魏征的一生，并将魏征定位为伟大的忠君者和伟大的批评者，称赞他是帝国的骄傲，认为魏征的死是帝国不可弥补的损失。官方公布的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如下：“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魏征可谓备享生荣死哀。
然而，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的一切都做得如此尽善尽美。
魏征生前曾经力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征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右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征死后，他们两人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密谋造反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被杀。
荐人失当，魏征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征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魏征在唐太宗心中的高大形象，第一次打了折扣。让李世民更郁闷的还在后面：有人作证，魏征劝谏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录下副本，交给了史官褚遂良，以求录之国史——只顾自己名扬千载，却不顾此举会给君主抹黑。魏征的形象因之轰然倒塌，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不但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题写的碑文，而且还取消了衡山公主和魏叔玉的婚约。
这一对以独到的深刻关系而著称的著名君臣，其最终的结局不过如此。
点评：
君臣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之时，好戏就该上演了。当君主一方的力量占据主动时，比干的心肝就被掏出来了；当臣下的力量占据主动时，汉献帝就被曹操所挟“以令诸侯”了；而当二者暂时处于平衡时，忠良之臣就被批量生产出来了——譬如李世民的盛唐时代。
因此，尽管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难能可贵。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为专制抹上了一丝“民主”的断霞散彩。所以，魏征是指标性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因“玄武门之变”而染到身上的鲜血，平衡了唐太宗原本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世民在砸了魏征的墓碑后不久，就找了个机会予以重修。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要大于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样的道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当然了然于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