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他。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正常。他从小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感，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当时物质匮乏，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记在心里。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父母不但给了他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
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母亲的床前，听从她的教诲。“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200岁！’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他对童年时的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贴补家用；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希望能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星云大师剃度时，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碟素菜，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纶、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东西方的小说、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20岁时，他离开焦山佛学院，结束学习生涯。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然而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湾时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8个字来形容。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稳下来。闲暇时他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他还主编《人生》杂志，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后来，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当时佛教不发达，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传教用的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我那时购买的。”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了许多青年来学佛。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开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讲座。”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星云大师想尽办法，他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的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的大学没有办法拒绝。”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为了躲避应酬，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主管18年就让位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他最初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因发展需要，除了安顿僧侣外，还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其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晚年最放不下的事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无官一身轻”。的确，他不用管事，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在佛光山，人们争相向我们讲述星云大师的感人事迹——
“有一次来了十几万信众，住不下，大师知道了，把房间让给了客人，说自己晚上有事。其实他一个人躲在佛学院的阳台上，坐了一个晚上。”
“前些年，一位修行的女学生感叹，自己连口红都没有擦过，丝袜也没有穿过。师父不经意间听到了，竟然在出国弘法时给她带回了国外的丝袜、口红等物品，好圆她一点心愿。海关的人看了还笑话师父，说出家人怎么买这些东西。”
“大师从不用名贵的东西，几年前他视力就不好，我们想给他换一块大些的手表。有人给他买了浪琴表，师父不懂就带上了。一位不知情的信徒说漏了嘴，师父一问，知道是名牌，立刻摘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别人。”
“师父很爱护青年和儿童，师父说来我们育幼院的小朋友是我们的小王子，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要让他们像在家里一样受宠。”
“有一次办夏令营，来了好多学生，突然水管坏了，停水，师父守着工人修理。到了下班时间，工人不肯再修，回家了，师父还在水管旁守着，他说恨不得自己的血液能变成水流入水管。”
“师父重视宗教融和交流，比如天主教徒曾来这儿演《佛陀传》。前些年暴雨冲垮原住民房子时，师父不但敞开山门让他们进来，24小时打开空调，给他们吃住，而且不管哪一派的教徒，都给他们提供祷告的地方。”
……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慈容法师说：“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他之所以这样关心，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体力已经不够了，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的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