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笛妈，说自己4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3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感觉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个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的。”笛妈抽泣起来。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刻着丈夫、女儿和笛妈3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在此3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10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被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几乎不可能。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话，什么证也办不下来，“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偷摸摸生了，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的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0.54%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说：“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本科4年就只是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能考上哪所，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博士毕业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情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句，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的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与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的。”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曾经，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体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时，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样“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无法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又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眼泪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时，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想去卫生间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时，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以前丈夫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3/4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家庭，女人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她和丈夫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恨这些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群里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得不痛快，“生病需要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就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上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下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第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两人的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跃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2012年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3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失独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笛妈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4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2012年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3辆、4辆……一个多小时里，20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她的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雨随着风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文中笛妈、笛尔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