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和大明，两朝都是文人的天下，留名后世的武将寥寥。南宋初年的岳飞与明朝后期的戚继光取得的功绩，可谓是这寥寥中的凤毛麟角。岳飞有他的“岳家军”，让对手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戚继光有他的“戚家军”，一举荡尽为患南方数十载的倭寇，为老百姓所尊崇。

　　人们知道“岳家军”，还知道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屈死在风波亭。关于戚继光，人们知道他横扫倭寇，却鲜有人知他也曾驻守京北蓟镇十六载，拱卫大明都城，直打得蒙古朵颜部发誓永不来犯。

　　岳飞与戚继光，一个在事业鼎盛时做了屈死鬼，一个却立下一个个奇功。原因何在？一个朝中无人，一个后台很硬。

　　岳飞成名于南宋初年，朝中主和派当权，难得有知己。他生性耿直，不太会处理与当权派的关系。有一次，秦桧宴请百官，诗兴大发，要求每人作一首诗，诗佳者坐上座。也许，文学功底深厚的秦桧想借此自我展示，但岳飞却不给他这个面子，昂昂然自顾坐到上席，吟诗一首：“自幼从军未学诗，今朝赴宴强为之。削发搓缰系战马，拆衣抽线补征旗。江南美酒君须记，北国风霜我独知。百万金兵临城下，再请诸公去赋诗。”这样的诗句，让秦桧和诸位官员都觉得颜面扫地。朝中也有主战派，但是岳飞疾恶如仇的个性，让人很难接近。

　　而戚继光建功蓟镇，如果没有张居正的鼎力支持，不可能如此顺利。当时，只要有人敢找戚继光的麻烦，张居正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不动声色地把此人调离或贬职，为戚继光在蓟镇大张旗鼓地训练士卒、建立新军、修筑长城、更新装备等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然，张居正对戚继光的支持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一方面是张居正为国选才，器重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在于戚继光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为了报答张居正的知遇之恩，他曾给张送过重礼，并在张回乡葬父时，派出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护卫其南行。更为甚者，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一个堂堂大将面对朝臣居然如此卑躬屈膝，张居正能不视戚继光为自己的亲信，能不放手用他，让他建功立业吗？

　　岳飞不会送礼，更不会自称“门下走狗”。

　　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戚继光的操守确实不如岳飞，但细读史书，会发现戚继光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戚继光初调蓟镇，原想大有作为，他上书朝廷，要求拨十万兵员，想训练一支北方的“戚家军”，以平定边患。但朝中反对声一片，指责他“求望太过，志意太侈”。面对朝中的反对之声，戚继光很快明白，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得到朝中权要的支持，否则，空有爱国热情，到头来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于是，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期间，朝中换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任首辅，戚继光都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又有谁知道，戚继光为了国家的安宁，在这简简单单的“关系”二字背后，是如何忍辱负重，如何费尽心机？这些都是岳飞不曾想到和做到的，所以他不被权贵重用，含冤抱憾而死。

　　明代哲学家李贽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尊重海瑞，但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因此只能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他赞扬戚继光为“千百世之人物也”，对戚继光为了国家的利益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人说盖棺定论，又说历史任人评说，我只是为岳飞扼腕叹息：不知道他若晚生几百年，目睹了戚继光的成功，能否改变自己的观点，在浊世里也多建一些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