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冰心有着70年的深厚友谊，在精神上彼此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从《收获》杂志近期刊发的98封两人来往书信便可略见他们的情谊。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是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

　　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略带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的一些早期作品。她记得，他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记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尽管第一次见面，但巴金与冰心却如相知许久的故人。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终见钦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

　　其实，他们的友情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蝉声读冰心的诗《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

　　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诗在前的，也许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文字让原本陌生的两个人灵犀相通。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作为基础，两人初识的一见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巴金跟冰心谈起她的着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便将此事全权交给这位“小弟弟”。

　　巴金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不仅让冰心感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举家内迁云南昆明时，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

　　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冰心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萧珊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文章。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连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生活注定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巴金与冰心两个人，或者说两家人的亲密交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得不中止。“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音信隔绝，直到“四人帮”被粉碎。

　　十几年光阴，并没有隔断两个人的友谊。他们始终在心底互念老友，不知对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笔，给冰心写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他写道：“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正是这封信，带来了久违的问候，也让巴金和冰心开始了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鸿雁传书。信中，他们庆幸“重逢”，也谈“十年浩劫”。当听闻“又调皮”“又撒娇”的萧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致病而死，冰心更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爱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受邀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当年76岁，冰心比他还要年长4岁。访问期间，两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地开怀畅谈至午夜。

　　日本一别，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的几次会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还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巴金研究专家丹晨，就曾在回忆巴金和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吗？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

　　和冰心一样，在不能相见的岁月，巴金也无时无刻不关心着自己的大姐。

　　巴金在1989年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曾担任《文艺报》主编，并和巴金、冰心有过长期交往的作家吴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过这样的往事：1985年，冰心的爱人吴文藻去世。冰心对吴泰昌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冰心之女吴青写信给巴金，巴金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但让吴泰昌更为感怀的，还是后面的细节：1986年5月18日，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消息后，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吴泰昌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

　　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吴泰昌去，把当时的细节详述给他听，叫他告诉巴金。吴泰昌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你告诉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点滴细节，可见两位老人几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确也给晚年的巴金带来许多温暖。

　　那时，巴金几次向冰心诉说，有许多干扰，总有人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则嘱他“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

　　难怪当年冰心为巴金捎来红参时，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则在回信中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与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两人吃力地写下对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写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复：“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他们留下的，是两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冰心、巴金通信和部分着述，同时参考丹晨、吴泰昌、李朝全等所写所编回忆巴金、冰心的文章及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