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切。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继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和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没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类。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继母。
记得继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继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继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这篇文章把一个继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继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的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继母就把《继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
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继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继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和继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继母发生冲突，继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继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愤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还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间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继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加上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私语》，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痢疾的细节。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姐姐不屑为我写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现在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她随便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妥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着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拿去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
回来之后，沮丧中，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会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就拿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色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演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天才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锁》等）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的作品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一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都能拿起来就看，即使一本物理或化学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的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一次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为爱情“萎谢”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了：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一定要，不要的一定不要。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的种种挫折，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沉溺。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时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不过是暴发户。”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反倒带给她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
姐姐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不辞，而永别
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
1952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姐姐见面的机会就少了。8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去了香港）。”说完就关上了门。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才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