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太走进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公用电话亭。这玩意儿早已成为废墟，我在这亭子里最后一次通话大约是2003年。老太太擦了擦听筒，看得出来，它还是崭新的，没用过几次。装模作样地拨一串号，对着早已停机的听筒咕噜，她似乎是在和神灵通话。旁边卖电动车的小伙子说她是个疯婆子。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转瞬即逝的电话亭时代……

　　1980年，我在一所20世纪早期创立的大学念中文系。大学的主楼是法国人设计的，位于一座小山的山顶。我们的教学楼，有着希腊式的圆柱和巴洛克风格的阳台，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包括落日和新月。那时候青年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就是未来，我们都是未来主义者。在那个年代，我这一代人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未来就是光明，未来就是得救。那时最得人心的口号就是“面向现代化”。这个未来正是在“文革”的黑暗里清晰起来的，只有未来才能彻底摆脱“文革”的漫长噩梦。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里写道：“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紫葡萄、鲜花都是对未来的隐喻，“依偎在别人的情怀”也是隐喻，本该属于自己的鲜花，却依偎在别处。

　　记得有一天我和一群同学看世界杯，之前的《新闻联播》中出现了一个东京大街被小汽车堵塞的镜头，大家发出了一阵惊讶羡慕的欢呼声。散场时，我们在路灯昏暗的街道上走着，憧憬着未来。如果说，未来曾经虚无缥缈，只是一些标语口号的话，那个夜晚我们感到未来长出了双脚，正从大地上走过来——我们盼望着推土机。

　　无独有偶，在19世纪末，法国诗人兰波也提出过“生活在别处”。但兰波的“别处”不同于食指的“别人的情怀”，是相对于工业化、现代主义在欧洲的蓬勃进步而言的。“发达资本主义”所致的人性异化，令兰波这一代人深感厌倦。“在那里，时间和金钱有着如此巨大的价值。物质活动被不恰当地强调，以至于成为全民性的狂热，使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为不属于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留下任何空间……在他们的豪华和炫耀的奢侈中，充斥着暴发户特征的坏趣味及其符号……”（波德莱尔）

　　如今，中国的街道已经跟我们在那个夜晚见到的大街一模一样，我们已经置身未来。未来清楚、明白、实际得令人厌倦，令人郁闷。未来就这么简单，让历史、故乡、记忆全部成为废墟，“一张白纸”，焕然一新。未来不过是技术、物品、消费水平一次次的更新换代，未来不过是摩天大楼里的电梯速度更快，高速公路更长、更宽……而且是无休无止地更快、更宽、更长、更……这种毫无悬念和例外的焕然一新几乎波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被升级换代了，而且正在次第进入新一轮的升级换代。这个未来已经不能被拒绝了，不再是我们奔向它，而是它裹挟着我们呼啸前进——未来的快车已经没有刹车了。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未来，如今正在全面地取代空气，发出某种橡胶轮胎和汽车废气混合而成的煳味、馊味。“所谓毒地，是指曾经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危害人体健康、出现生态风险的地块。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据《财经》2012年第14期报道《毒地潜伏》）

　　这个未来（哪怕它并非未来的全部），就是我们几十年前欢呼的那一个吗？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为之举手鼓掌。如果这个未来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那么每个人都难辞其咎。郁闷，郁闷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失语症，一种知道结果却无法改变的无奈感、分裂感。一方面，我们的心灵世界、记忆、经验、习性、语言依然与过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个形而上的世界在周围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载体。我们的精神世界属于过去，而身体在奔向未来，身体与精神南辕北辙。没错，我们还在使用汉语，这种农耕文明创造的语言已经使用了五千年之久，而同时，这种语言所创造的传统世界正在日渐衰落。

　　是历史创造了未来，而不是未来自己创造了未来，这是一个真理。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任何力量都将无法驾驭。在物质世界的水平上突飞猛进，但郁闷却挥之不去：我们曾经有过语言、有过记忆，我们曾经感叹“天地有大美”“世界美如斯”。

　　“毒地”，很像是一则寓言。趁着还能记得汉字的这会儿，我们应该重新想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去何处？如今这个未来真的是我们向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