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学者不同，保罗·弗伦奇研究中国的工具是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测量的是中国人的腰围。根据他引用的数据，目前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1985年的63.5厘米增长至76.2厘米，这意味着，在短短27年的时间内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40～50岁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达到86.2厘米。
作为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和首席研究员，这位英国人近10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消费市场。不过，这位学者无意间注意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越来越胖了。数据显示，我国早在2002年就有2亿人超重，其中大约6000万人肥胖。这个庞大群体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仅2003年，我国成人可归因于超重或肥胖所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中风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就高达211亿元。
“仅仅在20多年以前，即使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人们仍在努力填饱肚子，现在他们却在拼命减肥。”与弗伦奇共同完成着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另一位作者马修·格莱博表示，“肥胖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一枚定时炸弹。”
从杨柳细腰 到大腹便便
从杨柳细腰到大腹便便，中国人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人口的超重率增长了近40%，肥胖率增长了近100%。
“啤酒肚”所体现的腹内积聚脂肪，即所谓中心性肥胖，更容易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心性肥胖导致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病的危险更高。目前中国的肥胖人群中，8成以上存在这种肥胖类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教授陈超刚说。
在中国，中心性肥胖是指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0厘米。按照这个标准，本世纪初，我国35～74岁成年男性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16.1%，女性患病率为37.6%。换句话说，我国已有近4000万名男性和9000万名女性处于危险之中。
肥胖是社会问题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变粗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腰围。弗伦奇还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城市中，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而A、B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一直在减少。在衬衫制造企业的产品目录中，大领口衬衫正在占据主要地位。
从事心脑血管研究近30年的顾东风介绍，肥胖很容易引起血压高、血脂高和血糖高。这“三高”会造成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就像水管里的斑斑锈迹。这些“锈迹”脱落下来，就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脑子里就是脑出血。另外，这些脱落下来的“锈迹”还会堵塞血管，造成脑栓塞。如果堵塞发生在心脏就是冠心病。
腰围的增大往往预示更大的风险。“十一五”期间，顾东风带领团队随访了2万余名年龄在35～74岁之间的人群。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他发现相比于腰围正常的人，中心性肥胖的人罹患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普遍增加30%～50%，随着腰围的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在逐步攀升。
在英国学者格莱博看来，造成中国人日益“心宽体胖”的罪魁之一是饮食结构的变化。2003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来福士广场开业时，他注意到那里售卖来自美国的热狗、土耳其烤肉、超级汉堡包和哈根达斯冰激凌，却几乎没有中式餐饮。不过这并没有让前来就餐的白领们感到任何不适，他们都是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一番，然后立即赶回办公室。
与饮食结构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新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83.8%的成人从不参加锻炼。
“寄信收信都不去邮局了，都让快递公司上门服务。”顾东风说。在他的记忆里，30年前，整个北京阜外医院只有一两辆轿车，“但现在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不能把车停在医院内，因为要腾出车位给前来看病的患者。”
两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者，还注意到城市化进一步“加粗”了中国人的腰围。“爱护草坪是中国公园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定，这意味着，公园只是一条装饰得很漂亮的小径，而不是可以让儿童嬉戏的场所。”弗伦奇说。
“如果周边缺乏运动的场所，人们就要回家看电视，看电视就要吃点东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裕明教授再三强调，“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个人好吃贪吃造成的，不是这样的，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是控制肥胖的关键时期
在成年人的腰围越来越粗的同时，弗伦奇和格莱博还注意到，中国的小胖子越来越多。根据疾控中心的有关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过55万人。国际肥胖研究协会主办的《肥胖综述》月刊日前公布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有12%的儿童体重超重。
这两位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发现，在中国，许多消费决策由孩子掌控。孩子们会要求在必胜客而不是街角妈妈喜欢的成都小吃店就餐，在回家路上的冰激凌摊买一个雀巢花心筒，在超市购物时再来一包阿尔卑斯特浓原味奶糖。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助理研究员翟屹感到忧心忡忡：“本来，我们的饮食模式比西方更健康，但如果不改变孩子们喜欢吃洋快餐的习惯，等到一二十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也会变得和美国一样。”
作为超级肥胖大国，美国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肥胖。1999年，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各项医疗保健费用总额高达1022亿美元。本世纪以来，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1/4都用于肥胖引起的相关疾病。
翟屹认为现在是控制肥胖的关键时期。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肥胖人口比例并不高，如果这几年能够控制好肥胖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不过，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与社区卫生处处长施小明表示：“改变饮食习惯这种社会行为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政府出台政策，也需要各部门共同创造支持性环境。”
我国最早尝试改变饮食习惯的行动，是1989年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指南后来被简化成我们所熟悉的膳食宝塔，清楚地标明了每日各类食物的摄入比例。但是，这个简单易学的宝塔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施小明介绍，即使到1997年，医务人员对膳食指南的知晓率也仅有28%。
“在研究层面，我们的学者并不比国外专家水平低。”翟屹说，“学者们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指南，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推广它们。”
事实上，200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到“医疗卫生机构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等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健康、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