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文

　　早在延安的时期，柳青就因文而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更是视文学为神圣使命，甘愿以身相许，不顾及名利和身份，一头扎在长安农村，成了一介农夫。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他原来打算写《创业史》三部曲，但当我们的作家因《创业史》第一部脱稿，正处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不能自己时，现实的变化让他措手不及，他一时茫然、语塞，不知如何才能把梁生宝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这个严肃的作家迟疑了，止步不前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未去世，他都没有完成夙愿。

　　柳青是陕西同时代作家中最有学识的。一个师范毕业生，也没有喝过洋墨水，却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对世界历史和地理了如指掌。有一次，文学青年路遥去皇甫村拜访柳青，这位有严重哮喘病的瘦老头，指着墙上挂的世界地图，能把一个国家的某个城市的人口、资源、经济说得头头是道，令路遥肃然起敬。

　　《创业史》第一部是1959在《延河》杂志上连载的，关于小说的故事和情节，柳青都要听听《延河》编辑的意见，从不以名作家自居。《创业史》中的多处细节都是同事和编辑们提出不同看法，经他认真考察后做了修改的。比如，小说中有一段写梁三老汉藏契约的动作和神态，就是听了《延河》副主编董得理的建议而定稿的。

　　做　　事

　　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就是说，只有勇于放弃名利、执著于写作的人，才能把文学做好。当年，编剧出身的陕西省作协秘书长王汶石讲，长篇小说不能这样写。那本是一句真实的读后感言，但生性刚强的王汶石一气之下销毁了自己的书稿，埋头研读中外名著。两年后，他拿出十几个短篇小说，先后被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刊登，很快轰动了文坛。王汶石因此和杜鹏程、柳青被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评论界称为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

　　也就是此时，柳青见一位同事背着手，在作协院子里闲转。他很生气地说，你看人家王汶石，上厕所都在想着写作的事。遗憾的是，这位作家并未领会柳青的良苦用心，一生写作平平，著作甚少。这件事，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柳青的做事风格。

　　柳青在皇甫村的生活很是清苦。1959年，柳青接到出版社寄来1.6万元稿费。其时，皇甫村公社正发动社员筹资办工业，柳青就把稿费全部捐给了人民公社。

　　做　　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随解放大军从延安进了北京，出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这本该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但他向领导请辞，要回陕西。主管作协的周扬同志让他回陕西出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到西安后，他又向省委提出要到基层挂职，经组织同意，他到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谁承想，他连县委也不待，干脆到皇甫村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在柳青看来，远离了政坛和文人圈，就可以一心体验生活，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其实，这只是书生的一厢情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每一个文化人都在劫难逃，何况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柳青。

　　有一个故事一直在陕西作家中流传。说“文革”初期，造反派把柳青从长安县揪回作协大院，逼他揭发柯仲平、胡采等作协领导的“罪行”。起先，他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后来，实在被人家折腾得没办法了，就说，我就是集市上挑一担鸡蛋的人，别人可以碰我，就是我不敢碰别人。谁承想，造反派说，对呀，柳青不就是个投机倒把分子吗？怎么就把他给漏了？顷刻间，本是被迫揭发别人的人，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随着运动的升温，柳青的妻子马葳也被造反派揪出来，要她揭发柳青。善良的马葳不堪受辱，最后选择了自杀，以示抗议。

　　多年后，当中组部两位在陕西挂职的干部，慕名去长安县皇甫村凭吊柳青时，发现曾经红极一进的作家的坟墓几乎成了一块平地，不禁凄然。他们找到陕西省作协，建议维护和整修一下柳青的墓地。人们这才发现，柳青的工作关系在省作协找不到了。几经周折，才在西安市委组织部的档案中找到柳表的隶属关系，谁都说不清个原因。人们忙碌过后，又不免感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