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常常是被世人嘲讽的对象。据说，一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死于贫困，为办葬礼，有人向当地期货商募捐。一位商界大佬接到捐款一块的通知，奇怪地问：“就一块钱？一块钱就可安葬一个经济学家？这是100块，拿去葬他100个！”

　　经济学家究竟能干什么？有一个答案是“短期看干了很多，长期看什么都没干”；还有一个答案是“他们预测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

　　不过这样的评论也许不太公平。在某些时候，他们的作用超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詹姆斯·邦德（代号007）这个万人迷为了获取情报飞檐走壁无所不能时，也许不会想到，那些戴着眼镜、看着数据的经济学家们获得情报的能力远远超过詹姆斯·邦德。

　　二战时期，英国情报机关的詹姆斯·邦德们汇报，1943年德国每月能生产100万个轮胎。不过经济学家可不这么看，他们是这么估算的：假设德国被缴获和损毁的轮胎占总产量的0.3%，再假设其前5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以计算出德国每月轮胎产量约为18.61万个，结果战后获取的实际数据是17.55万个。这个数据足以让詹姆斯·邦德们下岗。

　　类似的估算还有坦克、飞机、枪械、V型飞弹等，在这些方面，经济学家的能力足以让詹姆斯·邦德们无地自容。比如坦克，詹姆斯·邦德们出生入死得来的情报是，1942年8月，德国坦克的产量是1550辆，经济学家却说只有327辆。这次詹姆斯·邦德们又输得很难看，因为战后获取的实际数据为342辆。

　　经济学家的精确推算还有很多，比如德国和苏联开战，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额外的3.5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吨，这表明到1942年，东线的德军战斗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正确。

　　当然，德国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吃素的，战时经济处聚集了当时顶尖的经济学家，他们推算情报的能力也相当了得。比如战时经济处曾推断，到1944年3月31日为止，根据“租借法案”，盟国向苏联提供的客车、卡车等车辆总数是202000辆，实际数字是200793辆，误差只有0.6%。

　　再比如，战时经济处被授权准许任何从苏联坦克底下取回黄铜号码牌的士兵享受休假。德国经济学家约尔丹博士将这些号码同发动机、炮筒和底盘上的顺序号穿插起来，推算出T－34坦克的年产量为16500辆，最后证明这个数据相当精确。

　　战时经济处根据约尔丹计算的坦克产量，加上根据“租借法案”推算出的进口的坦克数量，再结合坦克从工厂到港口需要的时间，以及红军坦克兵力编制表，一次又一次估算出苏联部队的实力，甚至精确判断出苏军哪一天会得到新的坦克发动又一波进攻。

　　如果这些经济学家们看到“007”系列电影，在眼花缭乱的同时或许会感慨：“泡妞，你行；搞情报，还是我们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