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上山下乡了，但我真的从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这里是贵州毕节，2012年11月16日死于垃圾箱的五个孩子的家乡。

　　同事说：“有三个中国——第一世界的中国、第二世界的中国、第三世界的中国。你直接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我也觉得，我是穿越了。

　　穿越的第一个表现是，这里的山路实在太烂了，动辄要把人颠簸得跳起来。第二个表现是，村里所有的人都穿着水胶鞋。他们只有两种鞋，水胶鞋和解放鞋。第三个表现是，我看到了土坯房，以及床上只铺着稻草。第四个表现是，村民一边煮猪食，一边在下面的火堆里掩埋几个土豆，并且告诉我，那就是中饭。第五个表现是，他们每天要用扁担去挑水，并且，去晚了就没有了。

　　到了村里之后，顿时理解了为什么五个孩子要一次又一次地流浪。陶冲的家里只有两张床，一张床上有稻草，另一张床上是空的，此外只有一个破烂的柜子。

　　这就是“第三世界”的中国。对比孩子们最后葬身的垃圾箱，我觉得，可能垃圾箱里的环境，对他们来说，确实要更好一些。

　　虽然同样是挨饿，但我相信，在那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的年龄段，五光十色的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远比贫困的村庄要大得多，毕竟，那是“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一世界”的中国。他们哪怕就是在“第二世界”里乞讨，都能比在“第三世界”里生活得更好。

　　对“第一世界”的中国人和“第二世界”的中国人来说，孩子，都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甚至，从生下孩子后，生命的意义就变成“一切为了孩子”，所以他们对孩子死于垃圾箱，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然而这里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他们计算“孩子”的个数，是以男孩为统计单位的，女孩统统不算在内。即便如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即便他们有了一个男孩，还要再生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甚至更多？

　　在截稿之后，我又听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或许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陶冲原本是有兄弟四个的。但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在一岁半的时候得了点小病，小病变成大病，村民们都让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治病，被家长拒绝了，因为没有钱。就这样，这个孩子死掉了。随后，四兄弟就变成了三兄弟。这一次，就只剩下了独苗。“第三世界”的人们，依然用生更多的孩子的方式，来降低因为意外事故而无子的风险？似乎，他们只负责生孩子，不负责养孩子。

　　为什么不养孩子？因为贫穷，养不活。即便他们是在更为繁华的深圳，其实他们与孩子们过的是同样的生活——拾荒、乞讨。那为什么要生孩子？因为贫穷，需要孩子养老。

　　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就构成了“第三世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