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打工博物馆”，第一件醒目的展品，就是暂住证。这个首创于深圳，流行于全国的红色小本，在成为深圳移民文化符号的同时，在多少人的心灵上刻下了辛酸屈辱的烙印。
暂住，一个刺眼锥心的词，本身就蕴涵着多少漂泊不定、身份不明、地位尴尬。它不仅让人在当下低人一等，而且让人对未来心中无底。逐渐，暂住证制度成为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在特定时期的人口管理方式。一位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朋友，不仅创下了自己的国贸大业，还无偿赞助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可他至今仍是北京的暂住人口。问他对此有何感受，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很不是滋味。”
自2008年3月以来，全国先后有山东、安徽、新疆、江西、陕西等省和慈溪、长春、成都等20余个城市，废除了暂住证制度，实施居住证制度。迄今为止，所有取消了暂住证的地方，在标榜“流动人口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的同时，无不设置了种种限制。比如，成都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载明，持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也只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从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同样废止了暂住证制度。可改革后的政策是：“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将享受更多的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更多”，有多少、有哪些？毫无疑问，在新制度面前，扔掉了暂住证，持有居住证者，仍是城市的二等居民。
面对日益尖锐的流动、暂住、留守矛盾，有学者忧心忡忡。庞大的暂住群体，是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宁可城镇化速度放慢些，也要扎扎实实解决暂住人口，特别是“农二代”的问题。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真的能松松油门儿刹刹车，把速度放慢些吗？
2012年9月14日，以“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城市论坛在北京闭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在会上联合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说，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三大指标，标志着中国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热点已到了新的拐点。专家们预测，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将不可避免地迎来15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社会系统性风险将不断增加，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的容忍线！
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国家仍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是其中之一。虽然从第一部户籍制度订立伊始，便种下了城乡身份差异之根，但有3点是后来形成的：一是将暂住身份化、等级化，进而形成身份歧视；二是将暂住与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差异联系在一起，让身份差异陷入利益关系的纠结中；三是复杂化，政府从管理需要出发，把问题越弄越复杂。
当初的暂住，只是户口登记设定的7项（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和变更更正）必须内容之一，并没有身份识别与对立的功能。其中，常住人口登记主要是掌握固定居住人口的基本状况，而其他6项登记，则是掌握人口的增减和变动情况。
大量农民因打工追梦而进城，冲破了原有立法设定的暂住底线。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来势汹涌的进城打工潮，势不可挡，逐渐发展成离不开、难改变的城市构成。不仅是农民工离不开城市，城市也离不开农民工。有专家曾经设想，如果有一天，北京的660多万农民工突然离去，首都将是什么样子。最可靠的回答就是：瘫痪，彻底瘫痪。另一方面，大量的逾期暂住者，在迁不出、离不开中，回不去，不回去，难回去，延期成了无期，彼岸下落不明。法规关于暂住期限的规定，沦为一纸空文。再一方面，政府既要保护城市既得利益者，又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花更大工夫，去解决庞大暂住大军涌入，带来的社会公共资源配置难题。最简单的做法，当是拾起计划经济时遗留下来的法宝——限制，将户口登记中的城乡身份差别，延伸到常住与暂住中来。长此以往，当初的户口登记形式，便演变成一种管理制度，身份差异的等级化和歧视，是它的核心。
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我国城市化率虽已达51.27%，但真正拥有城市常住户口的居民仅约31%，即还有约20%是城市暂住人口。他们虽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不是城市的主人。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城乡二元对立存在，只要务工收入比优于务农，只要城市生活方式比农村更具诱惑，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就没有力量能阻止。有专家预测，在未来15年左右的工业化、城镇化中，除现有两亿多已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还将有两亿多农民进城；全国将有5-5.5亿人，面临农转城、暂住转常住、流动转安居问题。
毋庸讳言，在处理城市暂住人口问题上，政府也有诸多难处，当前主要有：社会保险、就业创业、子女入学、社会治安、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居乡留守等。但只要政府理念端正，敢于担当，依法办事，措施得力，问题似并不难解决。
然而，“只要”不过是个美丽的假言判断……
社保问题。我国目前初步建立的覆盖城乡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已基本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居民最担心的生老病死问题。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矛盾转移，从个体转向国家，从个人转向机构。在养老保险上，长期计划生育形成的人口严重老龄化，对医保体系承受能力形成巨大压力。有信息显示，国家正拟以延期退休等方式，消化这个棘手问题。在医保上，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居民过去担心的老有所养和看病难、看病贵，而是新的利益博弈，对政府医改新政的挑战。一些医疗机构为了小团体利益，挖空心思钻政策的空子，擅自将门诊变成住院，自非处方转换成处方药，变着戏法加大医疗合法成本，甚至将滋补品、生活用品等作为住院费开具，千方百计到医保这个富矿淘金。有业内人士担心，如果不采取严刑峻法，打击医保上的不法行为，不有效堵住这些漏洞，再大的金山也会被掏空。
身份平等。如何消灭身份和地域歧视，实现整个制度体系的公民身份平等。资源不足、现实困难和另一个群体的既得利益维护，都不能成为身份歧视的理由。政府的承担，既要敢于，又要勤于，还要善于。似乎不应该是堵，而是疏。发展中的问题，当以发展的方式去解决。在农民工依法正常迁徙居住后，必然有大量暂住人口身份改变，给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带来新的压力。无论就业创业，还是子女入学升学等，城市原住民的既得利益不能损害，新移民又要逐渐趋于平等，解决的办法，理应放在加快发展和对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改进。即根据人口流动迁徙，加强对原有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构和增量资源分配的调控，逐步实现由身份的平等，过渡到公民待遇的平等。
毋庸讳言，在处理城市暂住人口问题上，政府也有诸多难处，当前主要有：社会保险、就业创业、子女入学、社会治安、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居乡留守等。但只要政府理念端正，敢于担当，依法办事，措施得力，问题似并不难解决。
然而，“只要”不过是个美丽的假言判断……
社保问题。我国目前初步建立的覆盖城乡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已基本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居民最担心的生老病死问题。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矛盾转移，从个体转向国家，从个人转向机构。在养老保险上，长期计划生育形成的人口严重老龄化，对医保体系承受能力形成巨大压力。有信息显示，国家正拟以延期退休等方式，消化这个棘手问题。在医保上，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居民过去担心的老有所养和看病难、看病贵，而是新的利益博弈，对政府医改新政的挑战。一些医疗机构为了小团体利益，挖空心思钻政策的空子，擅自将门诊变成住院，自非处方转换成处方药，变着戏法加大医疗合法成本，甚至将滋补品、生活用品等作为住院费开具，千方百计到医保这个富矿淘金。有业内人士担心，如果不采取严刑峻法，打击医保上的不法行为，不有效堵住这些漏洞，再大的金山也会被掏空。
身份平等。如何消灭身份和地域歧视，实现整个制度体系的公民身份平等。资源不足、现实困难和另一个群体的既得利益维护，都不能成为身份歧视的理由。政府的承担，既要敢于，又要勤于，还要善于。似乎不应该是堵，而是疏。发展中的问题，当以发展的方式去解决。在农民工依法正常迁徙居住后，必然有大量暂住人口身份改变，给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带来新的压力。无论就业创业，还是子女入学升学等，城市原住民的既得利益不能损害，新移民又要逐渐趋于平等，解决的办法，理应放在加快发展和对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改进。即根据人口流动迁徙，加强对原有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构和增量资源分配的调控，逐步实现由身份的平等，过渡到公民待遇的平等。
暂住人口子女入学升学，也仍有许多难言之隐。
只要暂住制度没有寿终正寝，身份差异还存在，或者说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从整个系统上激浊扬清，人为制造的学位饥饿、择地择校、校外补习、关联教学升学等尚有市场，问题与困惑甚至痛苦就不会彻底消失。异地高考仍然在纠结。就在国家出台异地高考政策后仅一个多月，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30位专家，便联合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教育部门递交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对随迁子女的认定条件、父母条件、政策落实时间等提出新建议，同时呼吁教育行政部门尽快制订方案，废除招生指标和分省命题制度，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公平录取体制，为各地学生的教育公平奠定制度基础。这些建议是否科学合理，切合实际是一回事，在国家高考新政刚出台后的这么短时间，专家们就以这种集体建言形式，就同一问题再次公开向政府建言，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国家出台的政策，与社会现实还有较大差距，并没有较好解决暂住人口子女高考升学之虞。
崔莹从黑龙江来京10年，孩子随迁在京就读了7年。崔莹说，她们一家都在进行一场赌博，赌异地高考实施时间，如“等待着赦免令的死刑犯”。当中央高考新政出台后，她们以为赌胜了，甚至喜而生泣。可还是不放心，辗转托人内部求证。求证结果是，暖暖两年之内在京高考都不可能。崔莹眼前一黑，偷偷哭到凌晨。当记者采访她时，她满脸憔悴，忧郁重重地说，愿以自己生命，换取女儿在京高考资格。暖暖更是用针扎破胳膊，刻出血淋淋的三个字母“MDF”。这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拼音缩写，据说，考上这个学校，暖暖就可以在北京高考了。见此情景，我们刚点燃的希望之光还剩下几分？
崔莹的担心，进一步得到官方证实。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解读这次的国家高考新政时，强调了三个核心点：一是要积极解决；二是要有条件准入；三是要因地制宜。第一点表明态度，而二、三点，则不仅放之四海，而且放之30年、50年而皆准。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历程，包括户籍和教育制度改革，这三点不都完全适用吗？我们不否认，政府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但更大的实际问题是：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许多刚性原则，甚至法律法规，在执行中还常常走样，何况以“条件”“因地”为前提。这既为各级政府执行政策留足了弹性空间，又为没认真执行好政策，逃避责任留足了退路，让人进退自如。显然，这样的空间和退路越大，政策的空间就越小，老百姓的路子就越窄。针对这样的“太极”政策，专家直言：反对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教育公平是毋需讨论的问题，不能人为设置条件，或因为维护一部分人在不平等政策下获得的利益，就罔顾另一部分应该平等享受的权益。
人类已跨入21世纪，中国2012年的人均GDP，将超过5800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不错，我们永在途中，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也永远不应该称霸、称大、出风头、当世界警察。但此“发展”非彼“发展”，我们的状况，已与传统概念中的“发展中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生存权不应该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说，在某个地方，某些人，不管是偏远乡村，还是城市一隅，还存在生存之虞，那一定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府本身的问题，即是否真正以民为本、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了。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的普遍解决，全面小康的逐步实现，人们，包括暂住人口，对其“基本权利”或“基本需求”，价值取向已发生转移：由经济转向政治和文化，由温饱转向民主自由和参与表达，由渴望人权的局部性、低层次实现，到渴望人权的全方位、高层次实现。
我相信，暂住中国，不只是一种自由迁徙和居住权的实现形式，也是几亿农民工跨世纪的长久渴望，是纠结了几代人的炼狱之旅。解决暂住问题，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我依然有许多无法排解的忧心与困惑。如果有一天，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了，我们蓦然回首，会发现，被扔进历史垃圾桶的暂住制度，是一段多么丑陋的记忆！
